前言

图|项南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辞世。作为一位曾投身党的地下斗争的英勇战士，项与年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与传奇色彩。

项年建国后常年在东北工作。于是，在1978年11月2日，辽宁省委在沈阳为项与年举办了第二次追悼仪式，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亦亲临现场，参加了此次追悼活动。

任仲夷感到奇怪。现任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项南及其夫人亦莅临了追悼会，此情形令在场的众人颇感困惑。在革命战争岁月里，他们似乎未曾有过任何交集。

任仲夷轻声问项南：您认识梁老是通过什么途径？

在战争岁月里，项与年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曾改姓易名，化名为梁明德。出于对他深深的尊敬，大家一致亲切地称呼他为“梁老”。

项南无奈告知任仲夷。

“他是我爹啊。”

任仲夷深感意外，待深入了解他们父子的生平事迹后，即便他早已历尽沧桑，心中也不禁泛起阵阵涟漪。

项氏父子，项与年与项南，在革命的烽火岁月中各奔东西，直至新中国成立之际才得以重逢。他们平日里生活低调，鲜为人知彼此间的渊源，一时间竟被世人传为美谈……

短暂的相聚

项氏，于公元1894年诞生于福建连城县的朋口乡。自幼聪慧好学，未待踏入学堂门槛，便已开始了勤奋自学之路。

图|项与年

项与年自幼便怀揣着强烈的正义感，热切地渴望着变革社会。1918年，项与年专程前往南京探望了他任职于法院的胞兄。项廷爵，渐渐地对革命思想产生了认同，并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中。

亦即在项与年离家的那一年，他的妻子王村玉诞下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取名项崇德，后更名为项南。

项与年偶然走上革命路。

昔日农家生活多艰，贫困之家娶妻尤为不易。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便是其父母早年为他定下的童养媳。但随着项与年渐长，家中的开销日益增大，无奈之下，父母只得将他及王村玉过继给了堂叔。堂叔经营药铺，家境颇为宽裕。

起初，堂叔一家对项与年颇为善待，甚至资助他接受私塾教育。然而，随着婶母诞下自己的骨肉，项与年逐渐被冷落，待遇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婶母的排斥，项与年内心涌动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这为他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孙中山先生的引领下，国共两党首次携手合作，大革命浪潮势不可挡，如火如荼地席卷全国。

1925年，项与年亦加入了位于浙江的右甲小学党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随后，党组织赋予他重任，派遣他远赴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即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负责拓展党员队伍，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凭借卓越的组织才能，项与年在南洋地区屡次领导工人运动。遗憾的是，他终究未能幸免于难，被当局逮捕并监禁。幸得当地华侨的积极斡旋，项与年于狱中度过五个月后终获释放。然而，尽管重获自由，他却被迫离境。

当父亲踏出家门之际，项崇德尚且年仅八岁。那时，家中的亲人们尚不知晓，项与年此行乃是投身革命事业，误以为他只是前往南洋从事贸易。

待项与年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地归家，家中人的忧虑这才得以缓解。财产的损失固然令人惋惜，但只要亲人安然无恙，便是最大的幸事。

遗憾的是，尽管父亲已经归家，然而家人仍常常分隔两处，聚少离多。

1927年，项与年归国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被派往上海任职。他积极参与了周恩来同志创立中央特科的工作。在此期间，项与年对外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示人，同时，他在上海的勃生路创办了复生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的职务。

直至1929年，项与年受党组织之命赴闽西执行任务，这才得以抽身，专程返乡探望一遭。

图|项南年轻时照

那晚，王村玉拉住丈夫的手问：“这些年来，你四处流浪音信全无，究竟在从事何种营生？”

项与年安慰妻子：比生意更关键之事。

王村玉追问：“到底是什么事情？”

项与年回答：“旨在确保每一位农民都能拥有土地，每位工人都能找到工作，让所有贫困的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那非红军所为。”

王村玉颇感意外，尽管她所受的文化教育有限，却也零零星星地听闻过外界的一些风声。项与年见状，立刻上前，伸手轻轻按住了她。“别跟人说，否则有危险。”

为了便于项崇德及其母亲在上海隐匿身份，组织特地从闽西山野将王村玉母子接至上海。当时年仅十二岁的项崇德随母亲一同，携带着年幼的妹妹，踏出深山，在上海安顿下来。

自那次交谈过后，尽管对丈夫的日常事务仍所知甚少，王村玉心中却渐渐明了，他从事的是非同小可的事业。自抵上海后，她便不再过问丈夫的点滴，更以身作则，教导子女在外人面前保持沉默，莫多言。

项崇德在上海度过的那段时光，实在难以忘怀。纵然与父亲相聚的时光依旧不多，但全家人终究是团圆在一起。

在项崇德幼年的记忆中，家中时常迎来各式各样的访客。对这些来宾，项崇德统称为“表叔”。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无论这些“表叔”如何称呼，他们对项崇德的父亲始终以“老梁”相称。

项崇德问父亲：“为何都称你为老梁？”项与年脸色骤变，目光如炬地瞪视着儿子，王村玉见状，立刻上前，伸手紧紧拉住了儿子的胳膊。“此地非故里，你只需专心学业与饮食，其余琐事无需多问。”

图示：1956年，周总理亲自指示李克农委托项与年前往广州，特邀莫雄莅临广州，共同出席国庆观礼盛会。图中可见项与年与莫雄在莫雄寓所门前合影留念。

1932年，项与年告别上海，将就读于上海强恕中学的项崇德托付给了在上海执教的张雪澄予以照料。

彼时，项与年化名梁明德，潜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一职。

1934年10月，项与年出席了蒋介石在庐山主持的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会上，德安保安司令莫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对所讨论的计划深感其重要性。会议结束后，他急忙找到在司令部任职的项与年，将所掌握的情报秘密传递给了他。

为确保情报传递。项与莫雄携手将这份情报编码，并巧妙地将其记录于一本四角号码的字典之中。为确保万无一失，项与年精心乔装打扮，化身乞丐，甚至不惜削掉四颗门牙，历经曲折，从德安一路跋涉至瑞金，最终将情报亲手交至周恩来手中。

凭借这份情报，中央红军迅速做出了实施突围的战略决策。

多年之后，毛主席提及此事，仍对其情报工作的卓越贡献予以高度评价。

父子革命

自项与年离家之后，整个家庭便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自丈夫离家之后，王村玉独自肩负起养育一双儿女的重任。起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她负责守护电台，同时每月亦能领到些许不丰的生活津贴。

然而，随着上海逐步沦陷于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敌人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追捕行动愈发加剧，其严密程度令人堪忧。项与年的住所，作为一处隐蔽的秘密联络基地，不幸被揭露，王村玉及其年仅七岁的女儿亦被逮捕并关押入狱。所幸，他们的儿子项崇德当时正在南京求学，因而避开了此次搜捕的风波。

当项崇德步履沉重地踏入家门，方才惊觉母亲与妹妹已被掳走。那时的项崇德，尚在青少年时期，无力独自营救身陷囹圄的母亲，无奈之下，他只得孤身一人重返南京，一边投身于学业，一边不遗余力地搜寻母亲的下落。

图|三十年代，项与年及其妻子王村玉，与他们的儿子项南和女儿，在上海留下了一张温馨的合影。

王村玉虽未受过多少教育，然而在敌人严酷的审讯面前，她始终坚称自己不过是一名平凡的乡村女子。敌人未能从她口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无奈之下，只得将她暂时监禁。王村玉虽历经敌人的严刑拷问而坚忍不拔，然而，女儿却因狱中环境之恶劣，不幸患上了骨结核，背部渐生溃烂之疾。

敌方鉴于事态可能演变成悲剧，不得已将王村玉母女予以释放。

闻知此事后，项崇德急忙返回家中，母子三人不禁相拥而泪流满面。

母亲王村玉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她向儿子传授道：

“你父亲目前音讯全无，我们在此地也已不宜久留，我打算返回故乡。你务必要勤奋学习，同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项崇德年纪尚轻，然而王村玉对儿子抱有深厚的信心。项崇德只得遵从母亲的安排。在分别之际，他们一家在上海的照相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这成为了战乱年代里，他们唯一的纪念。

王村玉重返故里后，便开垦了几亩田地，自给自足。然而，遗憾的是，女儿不幸因病离世，这让王村玉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他不得不化妆成乞丐，悄然离开了熟悉的家园。

在项与年投身革命，音讯全无之际，他的儿子项崇德亦毅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项崇德于1932年毅然投身革命，实际上他加入革命队伍的时间，比其父亲所预想的更为提前。他曾担任少先队队长，并于1936年，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前往福建长乐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图|1938年，项南与挚友于福建闽清共摄，背景映衬着战火纷飞的岁月（烽火中的三友之聚）

鉴于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投身，项崇德不幸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打压。幸亏党组织及连城的同乡，包括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的秘书罗心如等人的共同努力，他才得以化险为夷，重获自由。出狱之后，项崇德更名项南，起初踏足广西桂林，继而漂泊至香港，最终抵达苏北，投身于新四军的工作之中。

于是，项与年、项南及王村玉一家各奔前程，音讯全无。父子二人，尽管同属革命行列，却因改名的地域之隔，始终未曾谋面。

项与年于1938年，历经曲折，自上海迁徙至延安。抗战胜利之际，再度被委以重任，远赴东北。期间，他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以及辽宁省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项南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便在顺昌抗敌剧团担任团长一职，直至1941年，他经香港辗转抵达苏北，投身新四军的工作。一路走来，项南的职业生涯稳步发展，直至1951年，他已荣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以及安徽大学党委书记。

昔日，项与年以及项南，皆曾为那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而深感困扰。

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悄然展开，项南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对于自己父亲的职业，他一无所知，心中充满了迷茫。在他眼中，父亲便是一位精于经营的商人，家中日日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提及个人家庭过往，项南往往只能以“可能”、“或许”等含糊其辞的词汇来应对。

幸而尚有人知晓项南的些许过往，便适时提醒了他一语。

“你父亲或许曾是地下党员。”依据党的纪律，地下党员的身份必须严格保密，即便是家人亦无从得知。

项南仅答了一句：

“可能是吧。”

图|项南

此后，当审查人员将项南的情况汇报上去后，项南本人亦深感将此类含糊其辞的回应提交党组织，实乃极不负责任之举。因此，他再次提出要求对回答进行修正，此举令审查小组倍感棘手。最终，得益于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者的理解与支持，项南得以摆脱困境。

“时下战乱频仍，众多家庭支离破碎，对家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实属寻常。就让他在这场斗争中展现自己的能力与勇气吧！”

母亲王村玉所承受的艰辛更为深重，她长年累月在闽西的大山深处沿街乞讨，艰难度日。直至解放的曙光到来，她才真正迎来了生命的转机。

在战争岁月，无数家庭因战火而被迫分离。解放之后，华东局特地组建了一支革命老区慰问团，前往闽西地区慰问那些长期支持革命事业的老区居民。在这期间，许多人纷纷登记，渴望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当大山深处的王村玉听闻这一消息，她毅然前往打听自己丈夫和儿子的下落，然而，由于父子二人均已更名，尽管她多方寻找，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慰问团将王村玉的姓名予以登记，此份名单编纂成册，随后被送往上海，并辗转分发给各机关单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项南于名单中瞥见了母亲的姓名，于是毅然将母亲从闽西深山中接至身边。

父亲项年去向不明。

终于重逢

项与年在东北辛勤耕耘多年，心中对老家的妻子与孩子始终怀有深深的牵挂。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项与年终于得以抽出宝贵时间，寻访久违的孩子。他仍清晰记得，昔日在上海那段时光，他曾委托一位在上海执教的旧友。在张雪澄的关照下，我辗转写就了一封信寄出，从回音中获知，儿子随后在皖北投身革命，然而具体所在之地却不得而知。

在建国之初，安徽省尚未设立省委之际，该省行政区划被划分为中共皖南区委与皖北区委，二者均属省级机构。

图|项与年

1949年3月，曾希圣受命担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并兼任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此职务直至1952年1月，皖南区委与皖北区委合并为安徽省委员会之际，他继续担任安徽省委员会的书记一职。

闻悉儿子或许在皖北的消息后，项与年即刻致信昔日的老战友曾希圣，恳请其协助探寻儿子的确切踪迹。

曾希圣将此重任托付给了时任安徽团省委工作的项南。

“我曾有一名姓梁的战友，目前任职于东北。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正于安徽从事共青团相关工作，能否请您协助查询，看能否找到一位同姓梁的干部？”

曾希圣对项与年的本名一无所知，仅知晓他化名为梁明德。

项南离队之后，便依照名册逐一核实，尽管当时确实找到了十余位姓梁的干部，然而他们的身份与曾希圣所述仍相去甚远。

干部会议，曾希圣问项南“查的怎么样？”

项南面带难色，并未直言一无所获，而是向曾希圣简要汇报了所掌握的有限信息。鉴于时间跨度较大，调查确属不易，曾希圣遂特地邀请项南至家中，并额外提供了一些搜寻线索。

“这位我的老战友，梁明德先生，源自福建之地。在抗战爆发之前，他曾寓居于上海八仙桥周边。家中，他育有一子一女。”

曾希圣竭力将自己所掌握的资讯一一陈述。

图|曾希圣

项南听闻自己曾在上海八仙桥区域逗留过，心中不禁一动，感慨万分地言道：

“真是缘分，我同样是福建人，曾在八仙桥附近居住过。”

闻言，曾希圣感到颇有趣味，便随口一问：

“您家在八仙桥哪儿？您父亲做什么工作？”

言及父亲的话题，项南直言不讳：

“我的父亲在上海经营商业，而我们的家位于法租界的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你家住那么远？

项南自然无法解释，毕竟那时的他尚且年幼。他对曾希圣坦言，自己昔时亦随母亲迁往彼处，然而鉴于曾希圣曾投身地下斗争，身为老党员，他自然而然地推测，项南或许便是那位地下党党员的后裔。

图示：1981年1月，项南同志莅临福建漳浦，对对虾养殖产业进行实地考察。

“你爸爸结交了很多朋友吗？家里经常有哪些人来访？”

项南坦言：当时家中宾客络绎不绝，其中一位蓄着浓密胡须的叔叔曾在此逗留良久，他不仅带我领略了大上海的繁华景象，还一同留下了欢乐的合影，在哈哈镜前尽情欢笑。

“嗯？”

闻言，曾希圣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往昔。那是在上海工作的岁月，他时常寄居在老战友梁明德的家中，并曾带着梁明德的儿子一同游历繁华的大上海。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命运的巧合？……

“你看，我是谁？”

项南听闻曾希圣的言辞，不禁凝视着眼前的人物，感觉似曾相识，随即轻声问道：“莫非是胡子伯伯？”

好家伙！

曾希圣起身兴奋。“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儿子。”

至此，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项南竟正是项与年寻觅已久的儿子项崇德，而梁明德，亦正是项南苦寻的父亲项与年。

尽管两人工作繁忙，一人在安徽，另一人位于东北，他们始终未能抽出时间相聚一面。

直至1953年，项南因参加北京会议，特地将父亲邀请至颐和园，此行成为父子俩十多年来的首次相聚。

图|任仲夷

纵然父子已实现团聚，但相聚时光寥寥无几，两人皆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加之历来行事低调，这段关系鲜为外界所知。

特别是在1968年，曾希圣也离开了人世，知晓项与年及项南父子间情谊者更是寥寥无几。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享年84载。

恰逢其时，项南正率领我国农机代表团，筹备前往海外进行考察，正准备踏上归途之际，不幸的消息突然而至。尽管悲痛难抑，为了不干扰工作，项南仍忍泪登机。在启程前，他叮嘱妻子代为处理后事，以尽孝道。

龙岩地委特地举办了项与年同志的追悼会，以缅怀其生平。

11月7日，辽宁省委特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以纪念项与年。在这场庄重的仪式上，作为其子，项南才得以抽出时间参加，这一举动引发了与会人员的不解。当省委书记任仲夷询问详情时，项南方才向他透露了真相。

淡泊名利，敦厚谦逊，无饰繁华，这正是项南一生的真实写照。

图：1984年二月，邓小平同志与项南先生于鹭江号游艇之上合影留念。

1980年12月，项南受中央委派，就任福建省委员会常务副书记一职。次年2月，他又荣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兼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4年2月，邓小平莅临福建厦门，对经济特区进行实地考察。在此期间，项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关于扩大厦门特区范围、构建自由港的构想，该提议获得了邓小平的肯定与支持。

项南先生为厦门经济特区的腾飞、为福建省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