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北突发的变故，让整个中国都愣住了。当消息传到陕北，那群被蒋介石围剿了十年的红军将士们，简直要跳起来庆祝。

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积压了那么久的血海深仇，眼看着就要有个了结。

延安的许多同志，包括邓颖超、李维汉这些中央领导，都激动得不行，甚至有人高喊“枪毙蒋介石！”这种情绪，好理解，也太真实了。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让太多人有苦难言。现在，他落在了“仇人”手里，难道不是报仇雪恨的时候吗？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蒋介石命不久矣时，一个让人意外的声音，从中共中央的核心传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他态度坚决，语气平静却有力：“不能动蒋一根毫毛。”这句话一出，就像给狂热的复仇情绪，突然踩了个急刹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短短的十几天里，西安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边是沸腾的民意，一边是冷峻的战略考量，这中间又夹杂了多少人性的纠结？

全民公敌，真要“枪毙”？

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本意，其实是逼着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但蒋介石被扣押这事，震动太大了。

对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早已激起了滔天民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可蒋介石的枪口却偏偏对准“自己人”。

所以，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开，尤其是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将士们，那种激动可想而知。聂荣臻后来回忆，部队里“又唱又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情绪，是十年内战血淋淋的现实铸就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让仇恨深深扎根。

事变初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直接把张、杨的行动定性为“爱国革命义举”，表示了力挺。这首先是对民间情绪的一种回应。

然而，如何处置蒋介石，党内最初的主流意见，确实倾向于“审蒋”甚至“除蒋”。这不仅仅是报仇，更是希望彻底扫除革命的障碍。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起兵谏，更多是出于抗日大义。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想取蒋性命。但这种“逼蒋抗日”的初衷，与当时汹涌的“杀蒋报仇”情绪，有着根本性的温差。

这盘棋，怎么下？

但中共中央的目光，显然看得更远。仅仅几天后，当各方势力对西安事变做出反应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些领导人，便开始冷静分析局势。

他们很快发现，“杀蒋”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放眼国内，如果蒋介石真被杀了，国民政府内部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刻跳出来，调集“讨逆军”逼近西安。

他甚至指使275名黄埔系军官联名通电，这摆明了是想趁机夺权。一旦何应钦这种亲日势力掌控国民政府，中国将迅速倒向日本，而非全民抗战。

而且，杀蒋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一倒，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等，会陷入混战。全国并未响应西安，反而多数要求放蒋。

杀蒋非但无法实现抗日目标，反而会把中国推向四分五裂的深渊，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这笔“账”，毛泽东算得清清楚楚，不容半点差错。

再看看国际上，苏联共产国际也明确反对，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客观上对日本有利。苏联希望中国能形成统一战线，牵制日本在远东扩张。

日本则对此心知肚明，表面指责事变受苏联指使，实则暗中乐见中国内乱，好趁虚而入。

所以，在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经过六天的深入讨论，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毛泽东说得明白：在“内战扩大”和“一致抗日”之间，必须选择后者。

争取亲英美的蒋介石，打击亲日的何应钦，这是当时唯一的战略最优解。这一决策，展现了中共高层在关键时刻，超越个人恩怨，以民族大局为重的远见。

少帅的“义气”

和平解决的方针确定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迅速赶到西安，主持谈判。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主张，蒋介石也口头做出了三点承诺，事情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如何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杨虎城和多数将领们从自身安危和务实角度出发，坚持必须拿到蒋介石的书面保证，或者至少等中央军撤兵后才能放人。

他们心里清楚，没有保障地释放蒋介石，自己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这种谨慎，是对蒋介石政治品性的不信任，也是对兵谏后果的现实担忧。

但张学良却被一种复杂的个人情感和中国传统忠义观给“绑架”了。他认为，既然还要拥护蒋介石当领袖，就不能为难他，要给他“撑面子”。

他甚至拿京剧《连环套》中的情节来比喻，表达自己要“负荆请罪”的心理。这种“义气”式的考量，最终压过了务实的政治考量。

张学良不顾杨虎城等人的反对，也没提前通知周恩来，力排众议，决定仓促且无书面保证地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他回南京。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夫妇护送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离开了西安西郊机场。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想劝阻，但已经晚了。

面对张学良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周恩来痛心地评价他“看《连环套》看坏了”，这话道出了张学良行为中非理性的本质。

这次仓促的决定，也为张学良个人命运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他抵达南京后，蒋介石并未兑现其口头承诺，而是立即将其软禁起来。这一软禁，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1990年才获释。

笔者以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皆大欢喜”。它是一次艰难的理性胜利。它压制了积压已久的复仇渴望，也超越了狭隘的江湖义气。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战略远见和果断决策，使其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力量。他们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

而张学良，尽管他因个人选择付出了半生自由的沉重代价，但他发动事变本身，将民族大义置于个人荣辱之上，为这一历史性战略抉择创造了前提。

因此，中共后来给予他“民族功臣”、“千古功臣”的极高评价，正是肯定了他冒着身死家灭的巨大风险，强行将整个国家拉回抗日轨道的历史性贡献。他个人的悲剧，恰恰成就了整个民族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