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头条里面讨论过关于中国史学二陈的事儿，也就是陈寅恪（生1890年～卒1969年，好多人给念错为陈寅雀，恪发音是客），史学界把他定位成唐史专家也是可以的，说实在的，陈寅恪是一个一专多能的史学家，曾经和别人一块儿编过《中国通史》，的确不是独立作者，然而他学贯中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之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等领域卓有建树，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他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如关陇集团理论，揭示了西魏、北周至隋唐时期政治集团的形成和演变，对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具有关键意义。

由于他擅长运用多种语言文字的史料，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等，从不同角度对历史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其考据方法严谨精妙，往往能从细微之处发现重大历史线索。可以说，也是宗教史学家。

事实上，陈恭禄（1900年～1966年）先生其实也是一专多能，虽然专长于近代史，被称为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他独立写作的中国通史，被顾劼刚先生认为是可以作为范本的；陈恭禄先生与陈寅恪是同时代人，不能称为是两代人，相差不过10岁；陈寅恪，确实隋唐方面比较专长，真正在方法论方面做出贡献的人不多，像陈寅恪主要是在史学方法论上；因为他重点吸收了国外的史学方法论，家学深厚（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且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美国哈佛大学等，属于较典型的杂家，重点是以小见大的方法论，总结历史规律；方恭禄先生也特别类似，他特别注重实证方法论。他在金陵大学就读时，师从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史学家兼传教士；

陈寅恪懂二十多种语言，纵贯中西，因此在方法论方面的建树，其实跟陈公禄先生非常类似。所以史学二陈，虽然大家有时候不太情愿承认，但事实上跟史学四大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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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史学四大家是谁吗，“史学四大家”通常指的是吕思勉、陈寅恪、钱穆、陈垣四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他们在史学研究领域各有专长、成就卓越；但如果局限于清华国学院，除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外，被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组合里另一位是陈寅恪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史家几大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都无所谓。通史方面和对中国史方面有卓著贡献的，其实比这个范围更大，甚至于胡适先生，其实他的贡献也不仅仅限于哲学或者国学，他对史学也有相当的贡献，这里暂不再展开了。

现在还是回到近代史的一个关键话题上，在中国的近代史当中的政党史是不是有人研究过，最近一本书叫《北洋军阀史》来新夏写的，他在第三章“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 里面讲了相当多政党史的内容，就是中国的政党是怎么发育的，当然基本历史的脉络，咱们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清朝被中国人民推翻，当然应该是在革命党或者同盟会的领导下；事实上清朝的垮台并不是革命党一路打到北京，这些大家都清楚的，而是由于各省督军和各省咨议员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宣布独立，使得袁世凯的北洋系有机可趁，而使清朝迅速瓦解的。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有基本常识，我就不展开了。

关键是清朝被废除之后，皇帝被赶出太和殿，国家治理模式是什么，那么这里面其实就要讲到近代史的袁世凯所做的一切。

当然袁世凯其实脑子里并没有多少民主思想。而满脑瓜子是旧官僚的那套思想；当然他根深蒂固的还是君主立宪，他其实是立宪派的代表；

从史料上可以分析到袁世凯。他也曾经资助过相当多的革命党的一些思想家，其实他并不想赶走皇帝。因为历史现实的发展，使得皇帝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他才跟革命党一起推翻了清朝。列宁全集第十八卷里头，记不清版本，才知道列宁研究中国史有多认真，他就觉得袁世凯是一个“变节”者，是个投机家；清政府强大的时候，或者皇帝强大的时候，他就匍匐在慈禧的脚下，然后等着革命党强了以后，他又跟革命党合作，又背叛了清朝，然后等到清朝下台以后，他自己积蓄实力以后，又把革命党干掉，然后当了皇帝；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主要还是北洋系内部的分裂，他的学生和部下反了，不愿意跟他走，不愿意让他当皇帝，不愿意听他的军事指挥了，这样他被迫卸下了皇冠。

这段历史梳理到这儿，但回到这政党史上。政党史实际上是在1911年到1912这近两年的时间里面，那风起云涌，中国当时有政党政团有三百多个；但真正的政党的党派团体的却是少数，其中大家可能觉得很震惊，就是当时有了工党，有了社会党，还有民主党、共和党，这些党派在中国都露过面。当然跟现在国外的民主党、共和党不是一回事儿了。袁世凯为了搞议会政治，把对手干掉，把势力薄弱三五个党派改组为进步党，这个是他指使当时政府秘书长梁士怡搞得。

那几个非常著名的党派，首先是工党，1912年1月21号成于上海，工党并不是西方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党啊，跟英国的工党也是两码事儿。因为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具备那些大企业，因此也不具备成规模的工人阶级，倒是手工业者和工厂主，包括小业主比较多。当时1911年，1912年也有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家，不过非常少啊，包括张蹇经营的纺织业，当时中国的纺织业曾经雄贯全球，产品远销全世界；但是由于没赶上历史的节奏，这个优势很快就丢失了。

工党发起人之一，是一个工厂主叫朱志义，工党的主要成分，包括小业主，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上一些士绅，这主要是说在那个年代家里有点田地的那些遗老遗少们；后来工党逐渐变了性质了，这个工党渐渐趋向国民党，所以袁世海直接在1913年把徐启文给杀了。

接下来另外一个党，就是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党的叫社会党，是1911年，也是成立于上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学界精英、商界精英，再加上一些无业游民，城市居民，他们鼓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当时党首还面见过袁世凯，曾经给世凯推销过社会主义，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

事实上国民党是后来变成了议会参众两院里面都占有将近百分之五十席位的这么一个政党。其主要组成大至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立宪派包括谭延闿等，二是旧官僚包括唐继尧等，三是同盟会包括孙黄和蔡元培等；国民党当然主要是宋教仁主持，比较而言，宋教仁跟黄兴的关系更好。相对来说，鱼龙混杂，事实上制约了这个党的发展，因为政治理念都差的太远。宋教仁先生太过于痴迷所谓政党责任内阁这个体制，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跟孙中山不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当时最不受待见的其实是孙中山这类的理想家。

所以国民党其实就在于内部四分五裂，没有一个主心骨，但是事实上看了这个近代史研究的很多资料以后，就发现事实上，孙中山确实是有很有领袖魅力的人，他也很有理想，但是搞组织工作，他确实可能不如宋教仁。

从历学的史料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内部散乱不仅仅是国民党，其实这个时期的政党都具有“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力猎求，臣妾可为”的面貌，为了猎取权利的话，做臣妾他们都愿意。所以这样的一些政党，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就扮演了一个搞笑的角色，也可以说搞一个很反动的角色，甚至是很破坏的一个角色。

我们能够看到孙中山和黄兴曾经拜访过袁世凯，这两个人其实在起初的时候跟袁世凯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英雄所见略同，好像非常契合似的，但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历史的事实表明他们其实是两种人、两种理想。

但是他们在一起制定八大政纲里面就是：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及其制度，正面善意民俗，收敛军事装备，而重视军事人才，且对外开放的社会，一个实业立国的社会；中央集权（军事外交财法交诸项）并与地方分权（其余权力）兼而有之，进行财政整合及财政整顿，同时要搞政党政治调和党争。在民国初期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八大政纲的提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这里所提及的八大政纲，在袁世凯与黄兴、孙中山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的过程中，呈现出方向一致的态势，而这背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政治考量。

袁世凯，作为当时手握北洋军事力量的重要政治人物，在辛亥革命后凭借其在军政界的影响力和手中的军事资源，成为左右民国政局走向的关键角色。他深知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政治上寻求广泛的支持与合作，构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

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在民国初期那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最先承认袁世凯政权的究竟是哪个国家呢？我猜很多人恐怕都难以立刻想到正确答案。事实上，最早正式承认袁世凯政府的国家是美国，这一事件发生在1913年。在这之后，其他各国，包括日本等国才相继承认袁世凯政权，这样的顺序着实令人觉得饶有趣味。

从我们传统的历史认知和思维逻辑来推导，往往会觉得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最为亲近，似乎日本应该是最早支持并承认他政权的国家。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袁世凯在一些政治决策和外交活动中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最早伸出承认之手的是美国。

那么，美国为何会选择承认这么一个满脑子君主立宪思想的政权呢？这要从美国对待中国的一贯态度说起。自美国与中国有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和经济往来以来，其对中国的态度就一直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布局里，始终将自身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对于美国而言，评判一个政权是否值得承认，关键在于这个政权能否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美国并不十分在意这个政权所采取的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制、政党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它所关注的核心就是自身的实际利益。只要袁世凯政权能够保障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投资权益，并且在政治上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就愿意承认这个政权。

反观日本，日本是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基于自身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利益考量，日本希望袁世凯能够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日本认为，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中国政权，更有利于日本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现其在华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日本试图通过支持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尝试，来构建一个符合其利益需求的政治格局，从而更好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袁世凯在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下，逐渐有了与革命党叫板的实力和胆量。美国等国家的承认，为袁世凯政权提供了一定的国际合法性和政治支持，使得袁世凯觉得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其中就包括1913年之后发生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以李烈钧首先发起的湖口起义为开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革命中，虽然孙中山是革命理念的倡导者和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但实际发起军事行动的是李烈钧。李烈钧是一位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历史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早年投身革命，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在“二次革命”中，李烈钧积极组织和领导军队，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发起了挑战。他的这一行动，反映了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制度、企图恢复封建帝制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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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咱们把话题再次拉回到唐绍仪身上。唐绍仪曾是袁世凯的故旧，甚至可以说是亲信。在民国初期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立场转变堪称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人们不禁好奇，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从袁世凯阵营转变，最终加入国民党的呢？这背后实则隐藏着一段漫长且曲折的历史。

唐绍仪所处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思潮涌动，各种政治理念相互碰撞。唐绍仪本身也是在君主立宪和共和这两种政治理念之间不断徘徊的人物。君主立宪，在当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既能保留一定传统统治架构，又能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元素的尝试；而共和，则代表着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平等的政治体制。唐绍仪最初或许对君主立宪抱有一定的期待，这也是他与袁世凯在早期能够合作共事的基础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推进，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所倡导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孙中山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投身到共和事业中来。唐绍仪在与这些革命人士的接触和交流中，逐渐被他们的理想和抱负所感染。他开始认识到，共和制度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于是，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向共和倾斜，与袁世凯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最终，这种分歧演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唐绍仪与袁世凯彻底决裂。

尽管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但唐绍仪在政治舞台上并未就此销声匿迹。此后，他依然活跃于政治领域，有过一番独特的表现。不过，关于他后续的政治活动，我们暂且按下不表，留待日后再做详细探讨。

从唐绍仪的经历，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政党史的丰富多彩。中国的政党史，就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中充满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政治理念的交锋和政治人物的沉浮。

就拿1912年出现的一些政党来说，其中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5月5日，它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当时，统一党为了对抗同盟会，也就是对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选择与民社进行联合。民社是由黎元洪所主导的社团。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了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政治立场上与同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统一党和民社的联合，形成了共和党。这个政党的成立，反映了当时政治势力之间的分化和对抗。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共和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与国民党并驾齐驱的六个重要政治团体之一，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民主党，它的诞生与袁世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民主党是袁世凯一手支持扶植起来的政治力量。其主要组织者是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早年倡导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富强。尽管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但他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政治梦想。他梦想着能够通过一种温和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体制。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梁启超组建了民主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势力的诉求，试图在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帝制”，袁世凯为何会有得逞之机呢？这其中自然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起初，梁启超或许未曾料到，袁世凯行事竟如此毫无章法、急切冒进。袁世凯这般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将梁启超苦心辅导、全力支持的民主党，以及后来发展而成的进步党，乃至所谓的共和党，统统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袁世凯的这番行径，意外地为国民党创造了迅速崛起的契机。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积攒起强大的政治实力。其后续的发展，更是直接促成了北伐的成功。北伐战争如疾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将北洋军阀体系彻底击溃。

这一系列的历史走向，远远超出了梁启超的预想。他或许在最初支持那些政党时，怀揣着美好的政治愿景，却未曾想过袁世凯的肆意妄为会引发如此连锁反应，最终改写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事件和细节如同繁星般散落，很多历史事实往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需要我们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去梳理，才能从中发现更深层次的奥秘。当我们站在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历史时，不禁会思考，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形成那样一种独特的政治格局呢？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绝非偶然，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些宏观规律在发挥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一直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学界所敬仰。他教导我们要学会“以小见大”，这一理念在历史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所谓“以小见大”，就是要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入手，去探寻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明白为什么历史会选择这样的走向，而不是另一条道路。

以中国近代历史为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政治力量和思潮相互碰撞、相互角逐，试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尝试，再到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实践，每一次的探索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对未来道路的选择。这些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都受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宏观逻辑。

再看中国古代历史，从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格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再到隋唐时期的再次统一和繁荣，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格局都有其独特的形成原因。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这些措施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民族迁徙，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和动荡，但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隋唐时期，统治者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

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的走向背后存在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既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的制约，也受到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历史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格局。

所以，当我们研究历史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事件和现象上，而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完)

参考资料：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 这四位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们并非都专以传统史学研究为唯一领域，但在史学方面贡献卓越。

•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史学革新：他是近代史学革命的倡导者，其《新史学》猛烈批判封建史学，倡导“史界革命”，主张史学要为国民而作，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呼吁研究国民的历史、群体的历史，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泛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诸多领域均有涉猎。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前者系统阐述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后者对中国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梳理。

•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二重证据法：开创了“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与传世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以此来研究古代历史，这一方法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

古史研究：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以及殷周制度、西北史地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代表作《殷周制度论》对殷周之际的政治制度变革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 赵元任（1892年～1982年）

语言与历史研究：虽然他更为人熟知的是在语言学领域的贡献，但语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他对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为了解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人口迁徙等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可以追溯语言的演变历史，进而推断不同地区人群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交流情况。

跨学科研究方法：其跨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对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促进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隋唐史与民族史：在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政治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关陇集团等重要概念，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集团的发展和影响。

北洋研究第一人

来新夏（1923年～2014年），浙江萧山人。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此后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历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北洋军阀史研究来新夏是中国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倾注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和研究北洋军阀相关资料，其代表作《北洋军阀史》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北洋军阀从兴起到覆灭的全过程，对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发展演变、政治斗争、军事行动以及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资料丰富、观点独到，为学界研究北洋军阀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的其他方面也有诸多研究成果。他关注近代社会变迁、政治变革等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为人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古籍整理与研究来新夏在古籍整理方面贡献突出。他熟悉古籍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积极参与古籍整理工作，对一些重要古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注重古籍文献的挖掘和利用，通过古籍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原始资料和依据，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方志学研究对方志学有深入的研究和贡献。他重视地方志的价值，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社会的重要资料来源。他对方志的编纂、整理、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方志学学科的发展。他参与了一些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图书馆学领域

图书馆管理与建设来新夏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务，在图书馆管理、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领导能力。他致力于推动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他注重图书馆藏书建设，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和读者需求，合理规划藏书结构，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文献保障。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积极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他撰写了多部图书馆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对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管理、读者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学术风格来新夏治学严谨，注重实证研究，他广泛收集资料，深入分析问题，力求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他的研究领域广泛，能够将历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知识相互融合，从多个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能力。学术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和学者，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师德赢得了学界的尊敬和爱戴。后记最近以来，研究民国初年，特别是涉及袁世凯的文章都被莫名其妙的禁发，令人费解且匪夷所思，特别是“喜马拉雅音频”APP本身有大量此领域的文章及音频资源，但屡次拒绝笔者的“唱和”，笔者没有时间去猜测或做迎合性修改，遂决定转战其它平台，争取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