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的开国上将里，有这么一位，他在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里都做过军级以上的领导，他很长时间都在负责军队的培训工作，还有个写日记的好习惯，被大家叫做“军队里的日记大王”，这位上将就是陈伯钧。

陈伯钧老家在四川达州，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毕业后，他被派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教导团，这个团本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还没到南昌，在九江就被张发奎发现了，武器被收走，人也被扣了下来。陈伯钧没办法，只好离开教导团，后来好不容易追上了贺龙的20军，就在20军的独立团里当上了团部副官，还负责新兵训练。

但是，起义队伍被打乱后，陈伯钧和大部队走散了。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加入了毛主席在湘赣边界主持的秋收起义。所以，陈伯钧也算得上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同志了。

陈伯钧和毛主席关系铁得很，他总是亲切地喊毛主席“老毛”。要知道，能这么叫毛主席的，可不是普通人，起码得是像朱老总那样的大人物。但陈伯钧一直这么叫着，连老首长贺龙总都写信批评过他。从这也能看出，陈伯钧和毛主席的关系真的不一般。

毛主席开恩饶命，留下了陈伯钧的性命。

1927年10月，秋天收获的起义队伍剩下的人上了井冈山，陈伯钧那时候被选为了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二把手副大队长，而大队长是吕赤。吕赤也是个黄埔军校出来的，他是第四期的学生，而且跟陈伯钧还是四川的老乡呢。他们俩关系铁得很，经常一块儿闹着玩。

可是没过多久，陈伯钧出了个差错，结果吕赤也不幸地献出了生命。

那时候，红军特别缺枪少弹，所以每一枝枪对他们来说都宝贵得很。

有次碰巧的机会，陈伯钧在袁文才的队伍里干活时，意外收获了一把叫做“曲天”的老手枪。这枪样子挺旧，扳机也不太灵光，但对陈伯钧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高兴得不得了，像捡了个大宝贝，拿着这枪见人就炫耀。

不过，当他高兴地拎起枪，想跟好友也是教导队长吕赤炫耀一下时，却被吕赤笑话了一番。

“瞧你这枪，连响都不响一下，不就跟块废铁差不多嘛，干脆丢了算了！”吕赤瞅着陈伯钧手里的那把老掉牙的手枪，不由得开玩笑说。

吕赤的话虽然不中听，但陈伯钧还是舍不得丢掉。从那以后，只要有空，陈伯钧就会拿出那把名叫“曲天”的手枪，像宝贝一样，轻手轻脚地把它拆开，用身上的煤油仔仔细细地擦每一个部件，想找出哪儿出了毛病。

只要肯下功夫，事情总会有回报。陈伯钧不断努力，那把被他当成宝贝的“曲天”手枪，终于又变回了以前威风凛凛的样子。拿着这把重新闪耀光芒的手枪，陈伯钧心里别提多高兴和得意了，他急着想找个机会，试试这枪到底有多厉害。

那天，吕赤领着队伍出门去办事，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到了快晚上的时候，陈伯钧一瞅见山脚下那队熟悉的人影，心里头那个高兴啊，立马撒腿就跑，去迎接他们了。

老吕，快瞧瞧，我的‘曲天’如今可不是以前的‘半斤铁’能比的了！”陈伯钧乐呵呵地走到吕赤跟前，急着想跟他分享这份快乐。他顺手一拉枪栓，想炫耀下自己修好的枪，结果忘了先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听到枪声“砰”地一响，吕赤就直愣愣地摔在地上，脑袋上的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把边上的地都给染红了。

那一瞬间，时间好像停了下来，周围的东西都变得朦朦胧胧。陈伯钧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不停地回响着那枪声，刺得他心疼。他眼前老是出现吕赤倒地的场景，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遍一遍在他脑袋里播放。

当他回过神来，发现手里的“曲天”手枪已经掉落到地上，砰的一声闷响。

“吕大哥！吕大哥！”陈伯钧踉踉跄跄地跑到吕赤身旁，急着想用手捂住他头上一直流血的伤口，可怎么捂也捂不住。

吕赤，那个和他一起经历过生死、像亲兄弟一样的战友，就这样惨痛地被他亲手开枪打死了。

听到消息的士兵们气坏了，心里愤愤不平，他们没法相信，平日里与他们形影不离的教导队长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离开了。

做错事要承担后果，应该判他死刑！

给吕队长讨个公道！

喧哗声越来越大，士兵们带着一肚子火，把陈伯钧推到了毛主席跟前。

“毛委员，您可得帮吕队长讨个公道呀！”

看着那些伤心至极的战士们，还有低着头、一脸愧疚的陈伯钧，毛主席缓缓吸了口气，用沉重的声音说：“大家伙儿，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生气，我心里也难受。吕赤同志是个好领导，他为革命丢了命，他的走让我们损失太大了！可咱们也得清楚，陈伯钧同志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一时大意才闯了大祸。要是咱现在处置了他，那就等于一下没了俩好领导，所以我觉得，还是别这么做的好。”

可还是有些战士心里不服气，毛主席依旧耐心地劝说着：“咱们不取他性命，但一定要给他个教训。吕赤同志没干完的事儿，得让陈伯钧加倍做好，并且还得额外罚他一百下。”

众人听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都没开口反对。

结果，陈伯钧虽然挨了打，但好歹保住了命。后来，他被调离了教导队，去一团一连做了副连长。

1955年9月，陈伯钧拿到了上将军衔，站在颁奖台上，心里真是啥滋味都有。他把证书放到桌子上，跟家里人说：“想当年，要不是毛主席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还有啊，要不是我那次不小心枪走火，吕赤同志说不定也能当上上将呢。”

长征途中的“耐磨屁股”

1932年6月，22岁的陈伯钧当上了红5军团第15军的军长。可没过多久，因为他站边毛主席的军事看法，军长的位子就没了。不过到了第二年1月，他又被重用起来，先后做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和第13师的师长。

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陈伯钧带着红13师留在了最后，他们的任务是阻挡敌人，让主力部队能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到了11月，陈伯钧带着队伍赶到了湘江，和敌人激战了一整天，硬是用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挡住了好几万敌人的围攻，确保了红军主力安全渡江。红5军团的参谋长刘伯承后来称赞说：“红13师，那是我最信赖的队伍！”

没过多久，刘伯承就被调回了红军总部，当上了参谋长，而红5军团的参谋长则换成了陈伯钧。红5军团在长征路上一直负责在后面挡住敌人，他们一次次地把国民党军队打退，确保了红军主要部队和中央领导的安全。所以，红5军团被大家叫做“铁打的后卫”，而作为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也因此得到了个外号叫“坐得稳的铁屁股”。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碰头后，陈伯钧被调去做了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参谋长，后来又做了红4军的参谋长。在这段时间里，因为他站出来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所以被临时调到红军大学去当老师了。

1936年7月2号，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甘孜跟红四方面军成功碰头了。任弼时和贺龙提议后，陈伯钧就成了红6军团的领头人。这样一来，陈伯钧在红一、红二、红四这三个大军团里都当过管大军的头头，这种情况可真是不多见。

因为冲动打人，毛主席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抗战全面打响后，红军第6军团就变成了八路军的120师第359旅，这次陈伯钧当上了旅长，王震做了副旅长。这个旅下面管着717团和718团，加起来有五千多人。

没过多久，王震带领着717团和旅里直接管的一个营，加起来有2100多人，打着359旅的旗号，渡过黄河去了山西，上抗日的最前线去了。

陈伯钧带着第718团还有旅里直接管的一个营的部分人马，守在陕甘宁边区，就在洛川那块地方安顿下来。

那时候，部队急着要一批棉衣来抵御寒冬，陈伯钧急得不得了，连忙把旅部的后勤人员叫到一起开会，商量着得赶紧派人去延安买棉衣回来。

陈伯钧让旅部的财务老袁去延安处理这件事情。老袁这个人诚恳可靠，办事一丝不苟，非常受陈伯钧的信赖。

老袁，这次你去延安，记得不仅要带棉衣回来，还得按这张纸条上的，买些现在急需要的东西。纸条我给你了，你可得收好了，别忘了啊，陈伯钧反复交代道。

“旅长，您别担心，我保证把事情处理好！”老袁接过那份清单，轻轻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跟老袁说完事情后，陈伯钧急急忙忙去会议室开会。可没想到的是，会才刚刚开始，院子里就吵了起来，声音还越来越大，最后把陈伯钧在会议室说话的声音都给盖住了。

陈伯钧平时脾气急躁，最烦开会时有人搅局。他眉头一紧，猛地一下站起来，大步走到门外，朝着院子里的一群人大声喊道：

哎，别乱嚷嚷了，看看你们这副模样！难道这里是自由市场吗？

老袁站在大伙儿的包围圈里，脸红得像苹果，眼神里透着一丝憋屈和没办法。

“旅长，我正打算启程去延安呢，瞅见院子里有辆卡车，也是往延安方向的，我就想顺便搭个车。可没想到，他们非但不让，还……”老袁说着说着，嗓子就有些哑了。

“老袁，别急，咱俩慢慢唠，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陈伯钧感觉这事儿不简单，于是压着性子问。

没想到，停在院子里的那辆卡车并不属于359旅，而是军委摩托学校的。碰巧，摩托学校那时正有人要去延安办事，老袁见他们同路，就打算顺便搭他们的车一起去。

没想到，摩托车培训班的学员直接拒绝了，而且态度还特别嚣张。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退让，结果就拌起嘴来了。

陈伯钧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心里的火气“呼”地一下就被点燃了。

那个学员挺冲的，觉得自己是军委直接管的部门出来的，完全没把旅长陈伯钧当回事儿。

一生气，陈伯钧就抬起手，朝那个说话没礼貌的学员脸上用力打了一巴掌。

这一幕突然发生，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大家压根儿没想过，平时那么稳重可靠的旅长，居然会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打人。

老袁最先回过神来，赶紧跑上去拽住陈伯钧，生怕他一激动又干出啥傻事来。

别的士兵也都赶紧围拢过来，大家你一把我一把地，好不容易才把两人给拽开了。

眼瞅着两边就要动手，眼看就要再打起来，几个机灵的战士赶紧站出来劝架，费了好大劲，总算是把这场吵闹给摆平了。

后来，陈伯钧动手打人的事儿很快就在部队里传遍了，没想到最后连延安都知道了，这事儿还传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听到消息后，皱起了眉头，没吭声。他心里清楚陈伯钧的品行，相信他不是那种会胡乱搅和的人。不过，为了弄清楚状况，他还是打算把陈伯钧叫来当面谈一谈，毕竟这事儿造成的影响可不小。

没过几天，陈伯钧收到了一封从延安发来的电报。

“陈伯钧旅长，赶紧去延安杨家岭进行报到。”这电报简短直接，就像一道闪电，让陈伯钧心头一震。

他意识到，自己惹麻烦了，而且还不是个小麻烦。

打了摩托学校的学员后，陈伯钧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总感觉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就过去。

没想到，这事儿最终还是发生了。

陈伯钧丝毫不敢拖延，赶紧打包好东西，打算动身去延安。要走的时候，他专门找了老袁，反复交代他得把旅里的事情料理好，等他回来再商量其他。

10月22号，陈伯钧来到了延安的杨家岭地方，和毛主席见上了面。

在毛主席跟前，陈伯钧实话实说，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他没有想着为自己开脱，也没故意把对方的错说得更严重，就是老老实实地把事情讲清楚了。

听完陈伯钧的汇报，毛主席严厉地责备了他，陈伯钧当场就跟毛主席认了错。

不过，尽管陈伯钧认错挺诚恳，毛主席还是没放过他。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也给其他干部提个醒，毛主席最终还是狠狠地处罚了他：撤掉了他359旅旅长的职位，先让他去中央党校进修。

从那以后，陈伯钧大多时间都留在了后方，一直负责在抗大教军事课程。他特别能说会道，讲课时绘声绘色，让人一听就懂，特别是他讲的战略课，学员们都非常喜欢。

1955年，陈伯钧将军得到了上将军的荣誉，从那以后，他继续干着自己的老工作，在军事教学方面大展身手，为我军培育了众多高级将领和军事思想方面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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