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同是亲兄弟，一个名满天下，另一个却甘愿在工厂车间里耗尽半生？

这事儿真挺有意思的。北京八宝山，杨振宁先生的告别仪式，那场面，该来的都来了。镜头都快怼到翁帆脸上了，她哭得确实伤心，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旁边站着杨振宁的儿子，头发白了一大片，看着也挺憔。

可就在这么个场合，有个老头儿，93岁了，叫杨振汉，是杨振宁的亲弟弟，愣是没挤到最前面去。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里，胸口别了朵白花，不仔细看，真就错过去了。

后来不知道哪个记者眼神好，逮住他问了几句。老头儿也没藏着掖着，说他哥走之前有个念想，就是觉得当年那本《曙光集》该有个续集，中国这几十年变化太快了，他年纪大了，写不动了，挺遗憾的。

就这么一句话，把好多人都给说愣了。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杨振宁还有这么个弟弟，而且听这口气，兄弟俩故事还不少。

你别说，杨振汉这人真不是一般人。他哥1957年拿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在干嘛？在上海柴油机厂里跟一堆零件打交道，浑身上下都是机油味儿。这反差，太大了。

兄弟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杨振宁搞的是最顶尖的理论物理，脑子里装的是整个宇宙。杨振汉呢，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学的机械工程。按说也是个知识分子，但他一毕业就扎进了新中国最火热的工业建设里。

他妈当初还想让他留在上海，说家里老大老二都跑美国去了，老三总得在身边吧。可他爸杨武之不这么想，觉得男孩子就该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杨振汉二话不说，背上包就去了北京，参与“一五计划”。

后来又被调回上海，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干起，愣是靠着一股子钻劲儿，一路干到了总工程师。这还不算完，到了八十年代，他五十多岁，居然被任命成了上海市经贸委主任。

这下可好，他脑子里那些“疯狂”的想法再也关不住了。那时候的上海，刚改革开放，啥都缺。杨振汉琢磨着，上海得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想法在当时，跟天方夜谭差不多。

没飞机，没经验，没人脉，怎么办？杨振汉就带着人，晚上不睡觉，一页一页地翻译国外的民航手册。为了搞清楚航线数据，他一个堂堂经贸委主任，居然骑着辆破自行车，在上海城里到处转悠，拿个本子写写画画，亲自测量空域范围，计算飞机起降路线。

就这么个搞法，硬是把上海航空公司给办起来了。现在的人可能不知道，你今天去上海玩，住的花园饭店，吃的哈根达斯，最早都是杨振汉这帮人牵头引进来的。他给上海这座城市开的这扇窗，功劳大了去了。

可他这人，低调得吓人。一辈子没跟外人提过他是杨振宁的弟弟。按理说，有这么个享誉全球的哥哥，随便沾点光，路都能好走不少。但他偏不，就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这兄弟俩的爹，杨武之，也是个狠人。中国第一批去美国拿数学博士的，回来就在清华当数学系主任，华罗庚都得叫他一声前辈。他对儿子的教育，就一个核心：报国。

他给三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就是“宁、平、汉”，安宁、和平、汉家天下。这哪是起名字，这简直就是把一辈子的期望都刻进去了。老大杨振宁，用脑子给国家争了面子，是为“宁”。老三杨振汉，用实干给国家挣了里子，是为“汉”。

那中间那个“平”字呢？二哥杨振平，这人就更绝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杨家还有个老二。杨振平跟哥哥一样，也是留美的高材生，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毕业的。这学历，放哪儿不是香饽饽？可他一回国，直接跑去了新疆石河子。

那地方当时啥样？一片戈壁滩。他就把自己扔在那儿了，跟当地的农民一起改良土壤，推广农业技术。几十年如一日，把一辈子都献给了那片荒凉的土地。

他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父亲名字里那个“平”字。可惜，天妒英才，因为常年劳累，身体早就垮了。1996年，杨振平病逝在新疆，没几个人知道他的故事。

一个家族，三个儿子，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却都奔着同一个目标去了。这事儿想想，就让人觉得心里发酸，又有点敬佩。

时间拉回到1971年，中美关系刚有点松动，杨振宁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回来了。在上海，他见到了分别22年的弟弟杨振汉。兄弟俩抱头痛哭，聊了一宿。那次回来，杨振宁看到了一个虽然穷，但生机勃勃的中国，回去就写了那本《曙光集》。

几十年过去，当杨振宁晚年回到中国定居，他看到的已经不是“曙光”了，而是“旭日东升”。他跟弟弟说，想再写本书，把这几十年的变化都记下来。可惜，他再也没有那个精力了。

所以，在葬礼上，当93岁的杨振汉说出哥哥这个未了的心愿时，在场的人才恍然大悟。这个心愿，哪里只是想写一本书那么简单，这分明是他们兄弟三人，乃至他们父亲那一代人，对这个国家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深情回望。

杨家三兄弟的故事，就像一部没写完的史诗，而那个续篇，其实已经交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