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中越两国代表团结束了历时两天的会谈，彼此握手时的表情明显松了一口气。没人会想到，距离边境炮火刚刚停歇不过两年，双方已在同一间屋子里讨论陆地勘界与海上合作。时间走到今天，再回顾那场谈判，便能理解齐建国所说的“中越战争再无可能”为什么不仅是一句判断，更是一条被实践反复印证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从并肩抗美的盟友骤然跌入对峙泥潭。1979年2月17日凌晨，22岁的解放军战士在广西边境听见越军炮火的第一声巨响；翌日，越南高平省的民众也被拉进防空洞。十年拉锯，双方都付出了高昂代价。1990年成柬问题解决后，局面才出现转机。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与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成都会晤，被视作彻底结束对抗的信号。

1993年，齐建国作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政务参赞抵达河内。那时的老城区一到晚上依旧灯火昏暗，但街头小贩已经敢把中国制造的手电筒堆在摊上出售。齐建国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经济互补是天然纽带，只要让越南百姓摸到实惠，反华情绪会逐渐退潮。这并非漂亮话，而是对边境贸易的现场观察。

进入千禧年，贸易额增长让两国试探着在更敏感的领域动手术刀。2000年12月，北部湾划界协定正式签署。文件上墨迹未干，就有人在河内咖啡馆里抱怨“让步太多”。齐建国听见后，笑着对同事说：“坐在空调房里谈主权最轻松，真要守岛，他们可未必愿意。”一句玩笑，却道破政治与民意的张力。

2004年春天，海南三亚码头装载成套设备的货船抵达海防港口。越南海关人员边验货边感慨：“如果没有你们的配电柜，厂子三个月内别想投产。”齐建国指出，这是典型的“合作－收益”链条。越南在对华贸易里获利，看待领土分歧的心态自然缓和。有意思的是，同年越南舆论仍不断炒作“西沙主权”，但河内政府对民众示威的批文迟迟下不来——经济账掐指一算，情绪就得降温。

2009年11月18日，中越一次性签署三份陆地边界文件。现场照片里，陪同翻译的齐建国头发已花白，却显得异常轻松。“这些年绷得太紧，现在总算可以把黑白分清了。”他事后对年轻外交官调侃，语气与前一晚的认真判若两人。

同一年，他在南风窗杂志抛出“中越再战不可能”的判断。理由不复杂：陆地问题已定案，海上问题虽尖锐，但高度可管控；再加上经济互依，一旦动武，越南最先受伤。“中国不想打，越南不敢打”八个字，来自17年驻越经历的沉淀。用他的话说：“我听过太多激烈言论，真要开干的人一个都没见到。”

2014年5月，越方渔船与中国海警船在西沙海域发生碰撞，外媒一片哗然。齐建国那天正在北京参加研讨会，主持人追问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冲突。他摆手：“这事升级不了，双方都很清楚底线在哪。”果然，几周后海上对峙降温，渔民各自散去。越南国内虽有抗议游行，规模却远小于2002年的石油钻井风波。

2024年9月29日，编号QNg 95739 TS的越南渔船再次进入西沙玉琢礁一带，被我方执法船拦截。越南渔民挥舞竹竿，视频迅速登上社交媒体，评论区忧心再战。实际上，事件48小时内就被控制。越南外交部仍走例行程序“强烈抗议”，然后悄悄通知国内媒体降温。原因很简单——当年越南出口总额约4100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占比将近18%，中国供应链对其电子组装业更是占80%。试想一下，失去这个市场，越南哪还有外汇续命？

有人提出质疑：倘若南海石油气田争端升级，会不会触发军事冲突？齐建国早有回答。南海的多边格局决定单一国家难以翻桌，任何激进动作都会引来域外大国的渔利。越南最高层并非不明白这个算术题。再者，越南坚持“不首先动武、不允许外国在境内驻军”的防务四不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是给外界吃定心丸——他们打不起，更输不起。

军事能力也摆在那儿。越军40万常备兵看似庞大，装备更新却缓慢。陆军主战坦克绝大多数仍是T-54/55；海军最新的基洛级潜艇也仅六艘，空军苏-30MK2V总数不到50架。与之对照，解放军南部战区空海力量近年持续换装四代机与052D、055大型驱逐舰。简单说，越南侥幸心理不足以抵消实力差距带来的恐惧感。

值得一提的是，中越边防部队间的小规模沟通机制早已常态化。广西凭祥、云南河口的联合巡逻，双方军人每月轮流主导；北部湾联合渔政巡查更是每季度一次。正是这些实操层面的默契，把冲突苗头抹平在萌芽阶段。齐建国总结道：“外交条约是外衣，基层互动才是体温。”

当然，南海问题并未找到终极答案。西沙、南沙复杂的多国多方诉求，使得“共同开发、暂缓争议”仍是最现实的路径。齐建国曾在一次闭门讨论会上用越南俗语提醒与会者：“河水还未退，别着急下田。”他希望外界明白，耐心是维护周边稳定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武器。

2019年越南向联合国提交南海断续线反对文件，被外界看作对华“硬碰硬”。可同一年，双方贸易额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表面喊得凶，背后合得紧，这便是现实政治的悖论。齐建国解释：“喊话面向选民，合作着眼饭碗。”说完后，他点了点桌上的地图，“南海是大锅粥，真打翻了，谁也捞不到好处。”

从历史脉络看，中越关系经历“同袍”“兄弟”“同志+兄弟”“同志”“普通邻国”多阶段转换。血缘、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织，让它既亲近又充满张力。齐建国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无法搬家，我们也不会搬家。”这句地理常识，恰恰是双方保持克制的终极逻辑。

不容忽视的是，越南国内舆论依旧存在极端声音。网络论坛上，对华强硬帖子每天层出不穷。然而，政策制定层与键盘侠之间隔着财政收支表、就业率和汇率走势。越南政府深知，一旦与中国撕破脸，资本外逃、订单锐减，国内改革成果顷刻倒退。如此高昂的成本，不是几句口号能抵消。

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介入。齐建国评价：“越南经历过法、美、苏多次靠大国翻身的历史，悲喜都尝遍了，不会再随便下注。”驻越期间，他多次听到老一辈干部念叨：“独立是祖宗留下的传家宝，谁也不能押给外人。”这句不算官方表态，却透露出河内的底线思维——再大压力，也要有自主余地。

2024年初，中越两党举行理论研讨会，讨论社会主义定向下的新型现代化。会后公报只提一句“加强涉海领域管控”。简短到不足30字，却足以说明双方没有让分歧失控的意愿。就连许久未露面的齐建国也对朋友打趣：“看，文件写得这么空洞，就是为了不给鹰派留下口实。”

市场牵制、军事差距、地缘必然、历史教训，这四重力量已经把战争门槛抬到难以企及的高度。有人担忧零星摩擦升级为系统冲突，但只要决策层冷静、沟通渠道畅通，“冲突有限、对话无限”就会成为常态。对南海这样一片高度依赖航道安全的水域而言，这或许是各方最能接受的局面。

齐建国在退休后偶尔受邀进高校演讲。面对年轻学子好奇的提问，他总会用平实语气收束话题：“别高估冲突，更别忽视合作。”讲完便匆匆离场，不给媒体留下追问机会。多年穿梭于河内与北京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一个朴素结论：只要现实利益与历史记忆并存，中越就会在摩擦与协商之间寻找平衡；大炮不再是选项，谈判桌才是归宿。

延伸阅读：对话与周边安全的新范式

1949年后，中国陆续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完成边界谈判，未用一枪一弹索回或确认90%以上的边界线。这套“谈出来的安全”模式，为处理中越海上纠纷提供了范本。

第一，制度化沟通。中越高级别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召开会议，总结一年的问题与共识。这套机制让双方在事态升级前就能对口沟通，减少误判。例如2022年4月越南海警船与中国海警5204号在北部湾接触，当晚就通过热线降级处理，无需外媒渲染。

第二，经济平衡。越南在RCEP框架内对华出口关税迅速下降，中国企业也在越南北部设立配套工厂。双向资本流加深了“安全即收益”的认知。数据显示，2024年越南北江省有超过300家服装厂直接依赖中国纱线供应，一旦边境关卡关闭三天，工人将被迫停工。边境贸易反而成为和平稳定的“安全阀”。

第三，多边框架。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虽进展缓慢，但中越均表态“愿继续推进”。对于越南而言，COC是避免被边缘化的保证；对中国而言，也是管控域外势力渗透的工具。正因需求互补，分歧才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第四，军事透明。近年中越举行多次“和平救援—联合演练”，虽规模有限，却标志着双方愿意把军事互动融入常态。演练科目主要集中在人道救援、海上医疗与搜救，避开火力对抗，释放“不谋求冲突升级”的信号。

这些做法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不依赖武力的安全构建新范式。中越正是依靠这一范式，将陆地边界的成功经验延伸到南海摩擦。未来，只要双方继续把沟通成本压低，把开战成本抬高，“中国不想打，越南不敢打”就不仅是一位前大使的判断，更是一种可以预期的战略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