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位高权重，建国后却只是一小处长

1986年5月30号这天，黎玉在北京与世长辞。

现在不少人都不记得他叫啥了，可在山东，他的名字那可是响当当的。

抗日战争那会儿，中共在山东的党组织受过严重打击，但被他一点点重新搞起来了；革命根据地也是从啥都没有开始，被他一寸一寸地打拼出来了。在炮火纷飞中，他领着人翻山越岭，在敌人后方布局、拉起队伍，一步步建起了红色的安全屏障。

1949年春天，他接到命令离开山东，前往新的岗位。后来职务变动多次，但他从不追逐名利，毫无怨言。

到了晚年，他又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望那些老兵和老朋友。记忆有些模糊了，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好让后来的人知道真实的情况。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黎玉这个名字。

但要是你清楚山东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会明白，他是个绝对绕不开的重要人物。

1906年，李兴康在山西崞县一个家境殷实的农户家里出生，后来他改名为黎玉。

小时候在私塾念书，后来进了小学，十七岁那年考上了县里的中学。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他也跟着走上街头，第一次把自己的青春融入了时代的洪流。

1926年秋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在北方各地奔波，先后当过中共北平车夫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还有唐山市委的书记，足迹踏遍了华北大地。

他两次落入敌手，却始终没有屈服，在审讯过程中，他凭借机智应对，最终成功保护了组织的安全。

1936年4月，北方局安排他到山东去，让他收拾一个几乎“失联”的残局——那时山东省委已经三年没和上级联系了，组织也屡次遭到破坏，几乎就是个空架子。

他没乘车也没人护送，就骑着“九穷兄弟”赠的旧自行车，从河北磁县启程，一路绕开敌人的封锁，穿过好几个县，在东阿还巧妙避开了土匪，最后到了济南。

5月1号那天，在济南四里山的北边，有一片松柏树林，黎玉就在那树林的遮掩下，再次组建了山东省委。

他悄悄在树林里传达了上级的指令，安排起恢复组织的各项事宜。从此，山东的党组织踏上了有计划的重整之路。

他负责期间，鲁西北特委、鲁东工委、鲁北特委还有胶东特委都陆续重建了。

矿区、县委还有革命根据地都各就各位，组织架构慢慢变得紧密完善，红色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了。

抗日战争打响后，黎玉依旧施展着他的谋略。他早早安排，号召各地组织起抗日队伍进行起义。

1938年新年第一天，徂徕山上响起了枪炮声，黎玉亲自带队指挥，队伍从几百人迅速壮大到四五万人，成了山东抗日队伍里最能打的主力军。

那年的四月份，在延安的一次高层干部会议中，毛主席特地提到并表扬了黎玉，还夸山东在敌后开展的工作是全党学习的典范。

到了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阶段，黎玉所承担的任务已远超地方重建的范畴。

他着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统筹整个省份甚至更大区域的抗日工作布局。

此刻的他，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撑起整个局面的“独行侠”，而是把自己的能力与党中央的安排紧密结合，成了推动战略实施的关键人物。

得到他的申请汇报和党中央的批准后，近两百名出色的军政干部从延安启程前往山东。

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支崭新的抗日队伍就这样成立了。

从这时候起，山东的游击战斗步入了更有条理、更深层次的全新时期，抗击日寇的力量有了坚实的支撑。

1939年6月，徐向前和朱瑞带着另一批精干的干部以及抗大第一分校的人员进入了山东。

后来，八路军第一纵队顺利成立，把山东和苏北的部队都统一管起来了。

没过多久，山东纵队的机关部门和第一纵队的机关部门合并到了一起，黎玉担任政委，并牵头开展了声名远扬的“第三期整军”活动。

这次整编调整，让部队告别了游击作战模式，走上了正规化道路，迈向了现代化军事体系，为山东长期打仗做好了铺垫。

与此同时，他又挑起了另一份重担，负责起山东战时推行委员会的各项事务，实际上就是在履行“省政府”的职责。

他亲自上手，管起了物资调配、财政收支、组织构建、教育普及这些事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

194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把山东的军事力量合并起来，成立一个新的山东军区，司令和政委都由罗荣桓担任，副政委则由黎玉来当。

没过多久，他再次担起重任，同时担任了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及山东分局的副书记。

从这时起，他成了罗荣桓极为得力的帮手之一，在全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他既会带兵打仗，又会处理政务；既能在高位统筹，又能和百姓打成一片。他干的都是些不声不响却意义重大的事。

全面解放战争打响后，黎玉前往华东地区开展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局第二位副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及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务。

他严格依照“往北拓展、往南稳守”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动众多能干的干部，调遣精锐的作战力量，全力为东北战局提供支援。

他既负责把战略落到实处，又管着后勤方面的调配指挥。

为了确保三个关键战场的物资不断供，他几乎日夜不停地亲自安排、调配，还紧盯运输进度。

从1947年开头到1948年夏天，单是山东这一个地方，就给前线送去了4亿斤粮食，其他各种物资更是多得数不清。

1947年冬天，冷得要命，前线战士急缺保暖的衣物。

黎玉马上行动起来，一声令下发出动员，全省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当晚就忙着做起了军装。

短短时间里，就赶制出了75万套棉军装和140万套单军装，这组惊人的数字，为整场冬季持久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些看似“幕后工作”取得的成果，并非靠什么奇迹，全凭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这一切，都和黎玉分不开。

1945年8月15号这天，日本公开表示无条件认输，长达十四年的艰难抗战总算画上了句号。

大地回春，百姓雀跃，可真正的安宁日子还在远方。

才过二十多天，中共中央就迅速做出了战略安排。

罗荣桓带着山东的主力队伍，趁着夜色一路向北，直奔东北而去，要在新地方打开决胜的新局面。

山东的繁重责任，全压在了黎玉一个人的身上。

他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一人挑起党、政、军三副重担，分别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及山东军区政委。

坐镇三线指挥，独自挑起大梁，全方位把控山东全局，力保后方安稳、前线能打。

没过多久，新四军南方的各个部队接连往北进发，浙东、苏南、皖中、皖南这些地方的部队都集中到了山东，人员都聚到了一块儿，各种矛盾也跟着冒了出来。

为了实现指挥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成立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把军事和政治管理整合起来，共同应对国民党的全方位进攻。

黎玉又一次被推到了重要位置，他成了华东局的第二副书记，还当上了新四军的副政委，以及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副政委，之后又额外担任了华东军区的副政委。

他已不局限于当个地方的主持人，而是负责起整个华东地区军事和政治事务的全面调度。

那几年间，他干的活儿可不光是指挥打仗。土地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工商业也慢慢恢复了元气，敌人的多次反扑都被他给打了回去。

解放区尽管一直战事频繁，可基础却越来越扎实。

不过，风向来都是说变就变的。

1947年的夏末秋初，形势突然发生了大变化。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被调往山东，开始全面掌管那边的工作。而此时，黎玉正在山东全省推动土地改革，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成果也很显著。

可偏偏在这场关乎无数农民生计的土地改革里，一个小误会很快就闹出了大动静。

有人把他归为“富农派”的头面人物，这一定性很快就被放大，指责声铺天盖地，各种不好的标签也纷纷扣到他头上。

遭遇意外压力时，黎玉既没替自己开脱，也没向组织寻求庇护。

他既不躲开问题，也不出手反驳。他选择的是默默不语，是宽容退让，是顾全整体局面。

他做的决定，或许不够犀利，但却很有影响力。

他失去的是名声和清白之身，却维护了整体的团结和大局。

解放战争正打到紧要关头，党中央根本抽不出空来仔细过问每件事；在情报不足、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央只能无奈作出一个不太如人意的决定，即不让黎玉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春天，在西柏坡那间关乎新中国命运的会议室中，有个人本该出现，却没来。

1949年3月，黎玉接到命令要往南方去，跟着华东局一起离开了山东。

这块他拼搏了十三年，洒满汗水与热血、历经战火洗礼的土地，成了他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

从那以后，黎玉的生活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国家百废待兴，政权也刚完成交接。可他呢，一直踏踏实实待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组织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岗位调了又调，他总是那句“服从命令，尽心尽力”。

新中国刚建立时，他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一员，还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的秘书长职务。

他刚一上任，就投身到接管这座才“获得新生”却动荡不安的大都市工作中。

当时的上海，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而是一个摇摇欲坠、充满危机的边陲之城。

金融市场乱套了，钱都往外跑；东西少得可怜，价格却疯涨；街上倒卖物资的到处都是，小巷子里还有特务搞破坏。海面上国民党把航线封得死死的，天上飞机一个接一个地扔炸弹，情况紧急得要命。

碰到这几乎要乱套的情况，黎玉既没慌神，也没光喊些没用的。

他走进工厂的车间里，多次组织座谈会，直接聆听一线工人的想法。

鼓励企业成立工会组织，让工人不再仅是埋头干活的人，而是能参与决策、共建企业的主力军。

电力、市政、公共交通等领域纷纷成立了基层组织，工人们的情绪很快平复下来，机器再次轰鸣运转，城市逐渐焕发出活力。

1951年9月，黎玉再次被委以重任，成为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投身于当时最棘手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

他明确指出：搞城市建设得为干活的人着想，特别是得先考虑工人阶级的需求。

他牵头开启了上海首个系统化的小区建设，把住宅规划到工厂聚集区，同时统筹交通、卫生和环境布局。既注重建设效率，又兼顾居民生活便利。

1952年2月的时候，他不再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一职了。

就在同一年，他职位下调，当上了上海市委负责劳动工资的部门处长。

实际上，黎玉所做出的贡献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1953年8月的时候，“曹杨一村”完工了。那时，新华社称它是：“咱中国头一个给工人盖的住宅小区。”

在这期间，他还亲自出面推进老城区的改造工作。

跑马厅早已不是殖民者与权贵的玩乐之地，它的北边成了供大众休闲的人民公园，南边则变为热闹的人民广场，城市空间的主角，不知不觉从“洋大人”换成了“老百姓”。

1953年的时候，黎玉被调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开始在新领域大展身手。

后来，他又接连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以及第八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职务。

他学的不是机械方面的知识，工业领域也不是他一直从事的行业。

他并未拒绝，也没找任何理由推脱。白天正常上班，夜晚则埋头自学。图纸怎么看、术语啥意思、结构啥原理，他样样都学。就这样从啥都不懂起步，愣是把自己从技术小白锤炼成了既懂技术又擅长管理的全能型人才。

新中国刚开启改革时，农业发展正处在重要关口：怎样才能从依靠“铁犁和牛来耕种”迈进到“用机器耕种”的新阶段呢？其中一个解决办法，便是大力构建农业机械体系。在这场变革里，黎玉就是背后的关键助力者之一。

正是有了他的鼎力相助和四处奔走协调，农机修配厂像春笋发芽一样在全国各地冒出来，数量一下子就超过了好几百家。

一个服务面广、运作顺畅的农机服务体系已现雏形，给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在这段超负荷工作的日子里，黎玉的身体却悄悄出现了问题。

他糖尿病老是复发，医生多次劝他要把工作强度降下来。

他只回了这么一句话：先顾着党的事业，病痛先放一边。

谢青夫人回忆说，黎玉常常会带回成堆的文件，工作到深夜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桌上那盏灯一直亮到后半夜，屋内不时响起翻书和写字批注的声响。

到了晚年时期，他全身心投入到党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

1982年的时候，中央紧急下发通知要收集“活资料”，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了。

即便躺在病床上，还是坚持提笔写作。

1982年春天，他因心脏供血不够住院，在病床上写完了近万字的文章《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建设》。

这是最初的历史资料，内容真实可靠、阐述准确无误，到现在还是研究山东党史必不可少的关键文献。

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六了，病痛缠身，但依旧勤勉不辍。

1986年3月，中央和山东省委最终共同决定，推翻1948年对黎玉的不实判定，为他全面昭雪，恢复其应有的政治声誉。

1986年5月30日天还没亮的时候，黎玉在北京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八十。

他这辈子，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承诺展现得淋漓尽致：不看重个人得失，不怕艰难困苦，始终坚守最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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