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的拂晓时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领袖率领着两万余名英勇战士，发动了南昌起义。这一壮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武装反抗的首次挑战，并由此孕育出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崭露头角的新型人民军队。它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途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的副营长赵福生，以及一位普通的第二十军一师哨兵。尽管他们的历史地位、政治立场各异，但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鸣响的具体时间，从而在客观上重塑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轨迹。

将起义时间定于8月1日凌晨4点的关键推动者，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并暂居于朱德府上。遵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书记。随后，前敌委员会对起义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出了细致周密的部署，决定于7月30日晚发动武装起义。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包括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十师三十团，以及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七十五团；还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共计约2万余人。

一是若军事行动没有十足把握，应将同志们从军队中撤出，转而组织工农群众；二是起义必须获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同意，并要求行动上保持一致。这一提议遭到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谭平山等人的坚决反对和驳斥。周恩来情绪激动，甚至拍案而起，高声表示：“你的这个观点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意图不符。国际代表和中央赋予我的任务是主持这场运动，而现在的命令却是如此，我无法承担责任，我将立刻返回武汉！”这次拍桌子的举动，据周恩来本人后来回忆，是他一生中仅此一次。

南昌起义的最早策划者之一，彼时身兼对外最高行政首脑及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实际掌舵人的谭平山，在目睹张国焘对起义的抵制后，情绪激愤，竟然提议要将张国焘处以枪决之刑。

“我军旨在迅速解决南昌敌军，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发起攻势，一举歼灭城内外所有敌军！”

南昌，这座被誉为“火炉”的古城，在酷热的夏季，气温常常攀升至35摄氏度至40摄氏度。8月1日，正值炎炎夏日，多数人在午夜时分仍未入睡，众多人选择在户外露天休息。由于夜间前半段行动容易暴露，下半夜气温渐凉，尤其是凌晨4时，人们进入最深睡眠状态，此时进行活动，不易被敌方察觉。

将起义发起时间调整至8月1日凌晨2点的关键推动者，乃是第二十军的副营长赵福生。

7月31日的午后两点，叶挺秘密将二十四师的可靠营级以上军官聚集于师部，展开了战前的动员工作。在同一时间，贺龙亦暗中召集了二十军团的团级以上军官，向他们传达了起义的消息，并分配了相应的作战任务。此外，贺龙还替换了数位不可信的连长，新任连长均为共产党员。

31日的午后，朱德于嘉宾楼设宴，热情款待了暂时驻留南昌的敌第三军两位团长的到访。

粟裕当时身处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的一个中队。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天的7月末，我们负责警卫的同志常常目睹负责同志们忙碌的身影。夜幕已深，他们仍在会议室中商讨，大家都敏锐地预感到，一场重大的事件即将降临。果不其然，7月31日下午，我们接到了‘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随时待命行动’的紧急命令。”

31日的傍晚五时左右，前敌委员会紧急召集了团长及以上的干部举行会议，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任务进行了详细部署。周恩来同志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夜幕降临，九点过后，整个城市实施了严格的戒严措施。起义总指挥部随即发布了当夜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的信号则是“三声枪响”，而识别的标志则是“将领佩戴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同时要求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标记。

31日夜晚十点有余，一场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再次塑造了历史的轨迹。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的副营长，云南籍的赵福生，悄无声息地脱离了正忙于备战之师的行列，潜入滇军朱培德的麾下，将起义的讯息透露给了滇军中的军官。而在街头执行巡逻任务的第二十军一师士兵，敏锐地察觉到赵福生鬼祟的身影溜进了敌军的指挥中枢。这位革命觉悟极高的战士，立刻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贺龙所率的指挥部。贺龙得知此事后，立刻赶往总指挥部向前敌委员会进行了汇报。前委在深入研究和分析后，毅然决然地判定起义势在必行，不可阻挡，亦不可推迟。鉴于此，他们果断地将原计划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的起义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江西大旅社内，灯火辉煌，前后门均架设了机枪，戒备森严。政治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印刷宣传资料。起义军的警卫连队集结于楼下的走廊，严阵以待。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起义时间已提前至8月1日凌晨2时，部分起义领导同志已分头前往各主要战场，负责现场的指挥调度。

在8月1日凌晨1时之前，率先吹响起义号角的英勇哨兵：第二十军一师的一名战士。

关于“第一枪”鸣响的确切时刻，起义的策划者、参与者以及现场目击者均一致声称，这一枪是在深夜十二时左右敲响的，而非前委所定凌晨两点。

当时，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师长的周逸群透露，原计划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攻势，然而因叛徒告密，起事时间不得不提前了两个小时。然而，就在当夜12点半，枪声已率先响起。

曾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的陈奇涵曾言：“自7月31日午夜12时起，短短数小时内，南昌的反动势力便被彻底剿灭，同时亦俘获了众多反动军官。”

当时的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回忆道：“未至预定时刻，便已听闻市区内枪声此起彼伏，激烈异常。”

李桐森，曾在松柏巷的天主堂工作，他回忆道：“那是一个炎热的7月31日夜晚，我和同事们一同在男堂的院场上安顿下来休息，甚至部分反动派的士兵也露天歇息。当夜幕深至午夜12点，一位同事突然惊呼：‘外面有枪声！’话音未落，紧接着又响起两声枪响。瞬间，我们都被惊醒，起身之际，‘霹啪霹啪’的枪声此起彼伏，愈发密集，于是我们急忙将东西搬回屋内。”

在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羊角对起义的经过做了详尽的记载：“我正处于沉睡之中，突然被唤醒。团部内气氛异常紧张，昏暗的灯光下，大厅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急切地等待着新的指令。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众人纷纷围拢至团长身边，询问：‘贺龙已行动，我们是否也应提前行动？’原计划是午夜后两点钟发动起义，但二十军却在一点钟前率先发起了攻击。团长在电话中向师部请示后，下令各营立即按照既定任务展开攻势。”

是第二十军一师的一名哨兵拉响了“第一枪”，尽管这位哨兵的名字未曾被记录。

“口令！”省政府卫队无法回答，只得退回省政府大院。哨兵随即鸣枪示警，连开三枪，恰好与起义的信号相呼应。这便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众多待命之师在听闻那三声枪响后，均以为这是起义指挥部所发出的行动号令。尽管尚非预定行动的时刻，然而指挥部既已发出信号，而我军各部亦已整装待发，距既定时间已颇为接近，时机不容延误，各部队遂即刻发起了攻势。城内外枪声此起彼伏，南昌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省政府卫队的百余人，迅速被第二十军一师制服。

第二十军一师之下的两个团团部合力进攻旧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付出了艰辛努力。驻守的敌警备团，系朱培德自云南创立的精锐之师，且在战前获得了逃兵赵福生的内部情报，早已做好了迎战准备。战斗异常激烈，贺龙与刘伯承亲自督战。战斗终了，赵福生混杂于俘虏之中，被我部士兵识出，随即被押至贺龙将军面前，贺龙将军下令将其现场处决。

叶挺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迅速击溃了敌军。在8月1日的凌晨6点，超过3000名的敌军被全数歼灭。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的五层大楼之上，一面鲜红的旗帜在晨曦中猎猎作响。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就此宣告了胜利。南昌起义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更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然而，三位历史地位、政治立场迥异的人物，因各自的历史际遇，对南昌起义的时间记录各有不同。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亦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