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

早期原始形态的火箭诞生于中国，14世纪末期，欧洲战场开始运用军用火箭作战。17世纪时，军事火箭技术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英国发明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设计出了第一枚现代军用火箭。他对火箭各组件进行改进与标准化，形成了完整的火箭系列，重量涵盖6磅至300磅，可实现地面与海上双重发射。

另一位英国发明家威廉・黑尔通过研究发现，弹丸在飞行过程中旋转能大幅提升精准度。1844年，黑尔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火箭并成功获得旋转火箭专利，其设计的火箭无需依赖康格里夫火箭的导向杆，很快便取代了后者。俄罗斯是现代火箭技术的早期探索者，1827年，俄军组建了首个火箭连，并在1828年至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火箭。不过，当时的军用火箭武器存在明显缺陷：飞行稳定性差、弹着点散布范围大、精准度低且射程较近。19世纪下半叶，膛线技术、后膛装弹技术及冶金技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传统火炮的性能，其作战能力迅速超越火箭技术，火箭由此逐渐被淘汰。

苏联建立后，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虽未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却对各类非常规军事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当时，数量稀少且体型笨重的榴弹炮，无法满足仓促组建的红军对机动性与火力的双重需求，同时红军士兵也难以操作结构复杂的技术装备。而火箭武器操作简便、重量轻便且威力强劲，对红军具有极强的吸引力。1920年8月，缺乏重炮支援的红军在华沙郊外遭遇惨败，托洛茨基随即下令研发无需炮管的炮兵火箭。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成立气体动力学实验室，专门开展固体燃料火箭的研究与开发工作。1921年至1924年间，该实验室完成了大量验证试验，并试制出一款射程达1300米的试验型火箭。1925年托洛茨基失势后，实验室经费多次中断，研究工作陷入困境。

幸运的是，新任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对炮兵火箭研究予以关注。在他看来，无需炮管的“火炮”与后来提出的纵深战役法理论高度契合，是该理论下理想的炮兵武器。为推动研究进程，图哈切夫斯基将火箭武器研究纳入个人直接管控范围。1931年至1933年间，他先后32次视察实验室，并多次现场观摩火箭发射试验。不过，图哈切夫斯基将火箭武器研究方向引向了飞机与火箭结合的领域，实验室初期研制的火箭弹竟成了战斗机专用的机载火箭弹。

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后，机载火箭弹研究重新转向车载火箭弹。首个原型采用4×2Zis-5底盘（代号MU-1），搭载RS-82与RS-132机载火箭弹。测试过程中，该原型暴露出诸多严重问题：发射过程引发的稳定性问题导致火箭精准度下降；采用“零长”式发射装置使得重新装填过程既不便又缓慢；火箭排气会对发射装置造成损伤；且Zis-5底盘的越野性能较差。1938年10月，第二个原型采用ZIS-6（6×4）卡车作为发射平台，通过重新设计长度为“弹长”数倍的发射轨道，解决了初始弹着点散布精度过大的问题。该发射装置外观类似两层“栅栏”，上下两排各设有12条发射导轨，每条导轨可搭载两枚火箭（一枚在上、一枚在下），同时配备了简易的横向与仰角调节装置。

经过近一年的试验与改进，研发团队用单排8组“工”字形导轨替代了双层交错的24联装发射导轨，有效改善了弹着点散布精度；在驾驶室内安装了点火装置，并采用装甲百叶窗保护驾驶室窗户；同时搭配千斤顶构建了更稳定的发射平台。该原型所使用的火箭弹与机载火箭弹差异较小：132毫米火箭弹重42千克、长1800毫米，通过尾部4片十字形弹翼实现飞行稳定；82毫米火箭弹结构与132毫米火箭弹完全一致，仅直径缩减至82毫米。

然而，火箭投产与部队列装工作遭到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反对。他反对的原因极为简单：凡是图哈切夫斯基支持的项目，无论涉及坦克还是伞兵，他都会持反对态度。此外，伏罗希洛夫坚决反对机械化发展，主张重点建设骑兵部队。不过，当他意识到斯大林对“火箭炮”的兴趣浓厚后，便逐渐减少了反对意见。总军械部部长库利克元帅同样提出反对，他认为火箭炮不仅发射时烟尘与火光极为明显，部分火箭弹还会出现“掉弹”现象，在距离发射车不远的地方爆炸。在库利克的阻挠下，火箭炮无法完成定型，只能以试用名义小批量生产40门。直至战争爆发前两天，朱可夫、铁木辛哥、乌斯季诺夫等人才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在斯大林亲自干预下，自行火箭炮系统于1941年6月30日正式定型为BM-13-16火箭炮与BM-8-24火箭炮，并投入批量生产。其中，BM-13便是大名鼎鼎的“喀秋莎”火箭炮。

二、战场使用

“喀秋莎”火箭炮定型前两天，苏德战争已爆发6天，当时已生产的46辆BM-13-16发射车均未配属炮兵部队。苏军紧急从莫斯科军区炮兵司令部抽调人员，组建了首个火箭炮连，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费列洛夫大尉担任连长。由于战事紧急，该连官兵仅接受了一周的仓促训练，仅掌握基本操作方法便被调往距离莫斯科不足400千米的斯摩棱斯克前线，全连仅配备7辆BM-13-16发射车与3000发炮弹。

1941年7月14日下午2时30分，“喀秋莎”火箭炮首次对奥尔沙火车站实施齐射，共发射112枚132毫米火箭弹，这款划时代的炮兵装备就此开启了辉煌的战场历程。8吨重的火箭弹覆盖面积达4万平方米，德军伤亡惨重。通过实战检验，苏军意识到“喀秋莎”是一款“雪中送炭”的炮兵装备：操作简便，即便大量新兵仅需半个月训练即可上岗，无需像身管炮兵那样接受长期正规训练；造价低廉、结构简单，是遭受严重破坏的军工业唯一能大量生产的炮兵装备——发射架仅用低碳钢制造，几名钳工便可将钢架与卡车底盘组装起来，几乎所有工厂都具备生产能力；火箭弹的制造过程同样简单得令人惊讶。

“喀秋莎”火箭炮是摧毁敌方人员、坦克、机动部队及武器装备的理想武器。M-8与M-13型火箭弹的火力打击效果显著，同时能对敌军造成强烈心理冲击，削弱其战斗能力。尤其当敌军步兵数量多于苏军时，步兵部队对M-8与M-13型火箭弹的火力支援需求更为迫切。苏军最高司令部明确命令：“喀秋莎”火箭炮仅用于打击大型集群目标（如步兵部队、机动部队、坦克集群、炮兵阵地及集结地域），严禁针对单个小型目标射击。在进攻与反击作战中，需集中使用大量“喀秋莎”火箭炮，以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并扩大突破口范围。步兵应在“喀秋莎”火箭炮发射的同时发起进攻；若处于防御状态，当敌军步兵、坦克及机动部队脱离掩体时，便是最佳射击时机。这一战术充分发挥了“喀秋莎”火箭炮火力密集的优势，对于战争中后期极度追求突破火力密度的苏军而言，该武器与大纵深宽正面突击战术堪称绝配。

此后，苏军对火箭炮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喀秋莎”火箭炮营的数量从10月底的13个增至12月初的36个，这些部队被迅速调往德军攻势最猛烈的地区，在阻挡德军进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战场危机缓解，苏联发起反攻，火箭炮开始编入步兵师、步兵军、坦克军及合成集团军，形成了包含7个火箭炮师、11个火箭炮旅及38个独立火箭炮营的作战体系。这些火箭炮营分为两种编制：一种是下辖3个炮兵连的营级单位，另一种是下辖2个炮兵连的营级单位，每个炮兵连配备8门火箭炮。1942年M-30型火箭炮列装后，部分火箭炮营的编制进行调整：由3个炮兵连缩减为2个炮兵连，每个炮兵连的发射架数量减至4个，全团共配备24个发射架。1943年至1945年间，火箭炮的产量达到1941年至1942年总产量的2倍。战争最后两年的一系列进攻战役，均以火箭炮的轰鸣拉开序幕。战争结束时，苏联共生产各系列火箭炮11000门，同时生产了超过1250万枚火箭弹。M-13型火箭炮在二战中展现出巨大威力，苏军士兵用美丽姑娘的名字“喀秋莎”为其命名，“喀秋莎”也由此成为该型火箭炮的通用称谓。

三、中国的“喀秋莎”火箭炮

1950年战争爆发后，中国紧急启动“喀秋莎”火箭炮进口工作。48军143步兵师奉命改编为21火箭炮兵师，全师从广东曲江调运至辽宁阜新。由于火箭炮团采用“两营6连”编制，143步兵师的3个步兵团被改编为201、202、203、207、208共5个火箭炮团。当时全师无一人了解火箭炮相关知识，为此专门抽调387人开展为期40天的培训。1951年2月14日，120门“喀秋莎”火箭炮正式列装到位，每个团配备24门，每个连配备4门。在苏联教官的协助指导下，15000名几乎全是文盲或半文盲的部队指战员，遵循“先技术后战术、先单个后综合、最后结合战术开展实弹射击”的训练模式，通过突击练兵，仅用28天便掌握了火箭炮兵的基本操作技能。

3月19日，21火箭炮兵师完成改装训练，随后22火箭炮兵师正式组建。1951年4月初，201、203火箭炮团作为首批部队入朝参战，21火箭炮兵师其余火箭炮团及22火箭炮兵师的205、209火箭炮团也相继入朝，配合各军执行作战任务。志愿军司令部规定，每个火箭炮团配属哪个军作战，均需经过审批。火箭炮部队的基本战术原则为：昼伏夜出、集中齐射、快速发射、迅速转移。

1951年9月1日，203火箭炮团奉命支援79师235团发起反击。全团从集结地域远距离机动至发射阵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射击参数与协同时间，24门“喀秋莎”火箭炮打响了中国“喀秋莎”入朝作战的第一炮，一次齐射共发射384枚火箭弹，歼灭美军第7师两个营700余人。此后，203、202、201火箭炮团分别配属东线27军、西线64军、中线47军作战。无数火箭弹拖着呼啸的尾焰飞向美军阵地，将美军数平方公里的阵地烧成一片火海，甚至连烟尘与天上的云层都被染成红色。每枚火箭弹的威力相当于一枚152毫米榴弹，一门火箭炮的火力密度堪比两个连的152毫米火炮齐射，一次连级齐射的火力覆盖面积则相当于72门152毫米火炮的打击范围。这种排山倒海般的闪电式袭击，对美军士兵造成极大震慑，他们将其称为“原子炮”，而志愿军步兵则称之为“炮兵之王”。

在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火箭炮更是大显神威。战役初期，志愿军仅配备43门杂式火炮，209火箭炮团的24门“喀秋莎”火箭炮配属给第15军。这些火箭炮平时隐蔽在山洞中，投入战斗前先选定发射阵地、计算好射击参数，准备就绪后便从洞库直奔阵地，打击距离基本控制在5公里以内，实现“停车即射、射完即撤”。10月17日，一个营的火箭炮部队于24时进入阵地，24时04分开始齐射，24时10分便撤离阵地，在阵地上仅停留10分钟。整个战役期间，美军侦察机始终未能查明火箭炮阵地的具体位置。

10月19日，209火箭炮团全团投入战斗，支援135团对597高地发起大规模反击。17时30分，该团进行两次齐射，22门“喀秋莎”火箭炮在8秒内将352发拖着尾火的火箭弹，精准砸向美军阵地及纵深十余里的炮兵阵地。一片炫目的红光过后，597.9高地上65%以上的美军工事被摧毁，美军炮兵陷入长达两小时的沉寂。当时，已连续指挥作战七天七夜的45师师长崔建功，身体虚弱到无法站立，由两名士兵搀扶着走出指挥所，站在山头上目睹“喀秋莎”火箭炮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红色流光的壮观场面。他震惊得许久说不出话，随后感叹道：“如果打仗不会死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精彩的事情了。”

24门喀秋莎火箭炮在43天时间里总计完成10次齐射，给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因而受到步兵的热烈欢迎。指战员们从此体会到火炮的优势，仅用18门迫击炮轰击10分钟，就能瓦解敌人一个营的进攻；12门火箭炮一次齐射，便可击溃敌人一个团，且能在5秒内让发起进攻的敌军失去作战能力。于是，指战员们开始依赖炮火，逐渐形成“多运用火炮、少投入兵力”的新作战理念，无论何时何地都想呼叫炮兵支援。但指战员们尚未完全掌握步炮协同的关键细节，由于对火炮基础常识缺乏了解，操作时常带有随意性：部分指挥员尚未确定目标就呼叫开炮，有的则习惯随意临时更改目标，导致炮兵根本没有时间修正射击参数，还有的指挥员在指定目标时，忽略了该目标处于火箭炮最大射程之外的情况。

喀秋莎火箭炮规模最大的一次齐射，发生在23日晚间支援一三四团八连反击597.9高地东北山梁的战斗中。不过，该山梁宽度仅50米，三百多枚火箭弹中仅有几十枚落在山脊上，其余全部白白浪费，未能达到摧毁敌方目标的效果。这种弹药浪费给后勤保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一个团完成一次齐射后，就需要动用三十多辆卡车，冒着美军空军的封锁，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运送炮弹。火箭炮团针对使用不当的问题提出意见，指挥员却还抱怨火箭炮团故意叫苦。无奈之下，火箭炮团直接将问题反映至志司，志司立即针对火箭炮使用不够严谨的情况在全军进行通报批评，并对火箭弹发射数量作出严格规定，明确强调两次齐射必须上报志司批准后才可实施。

四、结语

喀秋莎火箭炮作为一种突破传统设计的火炮，其发展过程充满了挫折与困难，其中既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面临人为的阻挠。但当战争爆发后，喀秋莎火箭炮凭借出色的性能，充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这场战争结束后，火箭炮在炮兵部队中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喀秋莎火箭炮一直服役至1964年，只是将二战时期型号杂乱的底盘，统一更换为苏联首款6×6驱动的ZIL-151军用卡车。中国装备的喀秋莎火箭炮则在20世纪60年代退役，由63式130毫米火箭炮接替其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