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军对东北及华北的侵略行动日益加剧。迈入1935年，日军在天津、张家口等地连续制造多起事端，并提出所谓的“华北特殊化”计划，意图借“自治”之名将华北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彼时，作为中日对峙前沿的古都北平，青年学生成为了最为活跃的抗日力量之一。1935年12月，在中共北平市委以及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策划与组织下，一二九运动应运而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正是在一二九运动的硝烟中诞生，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其基本组织形式，逐步扭转了大革命失败后青年工作的被动局面，充分调动了青年群体的生力军与先锋队作用，对于推动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激励广大青年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热潮渐渐消退，面对南京国民政府与北平地方当局的打压与分化策略，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成员黄敬、蒋南翔、姚依林等，以平津地区的学生群体为基石，精心策划并成立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该团深入乡村，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实现了学生与农民的紧密联合。1936年伊始，宣传团自平津两地出发，徒步前往河北固安等地。在向南进发的途中，第一、第二团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而第三团则组建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然而，在1月中旬至下旬，宣传团因地方军警的阻挠，不得不返回北平。为了保留一二九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这两个团体决定合并，共同组成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自1937年起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

总队、区队、大队及小队。起初，组织仅设立北平、天津两地队部，总人数约为300人。北平民先队代为履行总队部的职责，而第一任总队长则由敖白枫（高锦明）担任。

“自民先队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强调发动全民族抗战并掌握军事技术。民先队的主力驻扎在华北国防前线，我们深知，仅凭笔杆子是无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为了强化军事训练，民先总队部设立了武装部，北平市委亦专门为民先队聘请了军事教官。1936年春季，清华、燕京两大队在西山多次开展行军和游击演习。此类演习不仅是一种综合性集体活动，还旨在将散布于各学校的青年汇聚一堂，通过统一的作息、洗漱、用餐、讨论、歌唱等方式，规范队员的“组织化”生活，带有“准军事化”的特征，动员效果显著。每次演习过后，都能吸纳一批新的民先队员。民先队员、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王汝梅（黄华）曾与燕大的民先队员从东北大学借得一批武器，包括步枪、轻机枪、手榴弹等，组织同学们开展实战演练。

在理论学习的层面，民先队采取了秘密组建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形式，广泛传播进步读物。队员们通过集体阅读与深入讨论，接受思想理论的教育。此外，民先总队部还陆续出版了《民族解放》、《我们的队伍》等不定期的机关刊物。

1936年的暑假，对于民先队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总队部特地颁布了《暑期工作大纲》，对各项活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涵盖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军事训练的开展；成立了歌咏团、话剧团、远足队、旅行团、调查团等多个团队；并举办了露营、行军、登山、游击战术演习座谈会等活动；此外，队员们还学习了开汽车、发电报等特种技能。同年7月，民先总队部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周边连续举办了为期两期的夏令营，每期七天，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准军事训练以及文艺联欢等。参与者大多来自北平各大高校，其中大多数是民先队员或中共学生党员。夏令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其核心目标在于对队员们进行集体生活的磨砺。营内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清晨起床后，队员们多以登山代替传统的早操。早餐后，会举行演讲会，由知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黄松龄、施复亮等讲授时事政治，分析抗战形势。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则负责讲述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等问题。下午，队员们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分为敌我双方，进行游击战、伏击战、攻防战、遭遇战等不同类型的军事演习。晚上，营员们会举行政治理论讨论会，排练抗战救亡戏剧，同时还会印发《行军日报》等资料。

民先总队部进一步指示，队员们应把握暑假返乡的契机，在各处建立民先分队。即便滞留北平的队员，亦需借助广泛的社会网络，积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以扩充队伍的实力。返乡的队员们或亲临现场，或通过通信渠道，在当地搭建起民先组织的框架。至秋季开学前，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南京、成都、济南、唐山等城市纷纷成立了民先队的分支机构，甚至远至巴黎和东京，也涌现出了“民先”成员的身影。众多外地的青年救亡组织亦抵达北平，热切希望能与民先总队部建立联系。

二

民先队，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及共青团员的共同努力下应运而生，并始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北平市委在民先队内部设立党团组织，黄敬同志担任党团领导职务。民先队的各级组织在遵循上级组织指导的同时，亦需服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分队及以上干部的选拔工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我党在民先队内部精心挑选积极分子，经过严格考察后吸收其加入党组织。在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下，为避免暴露与共产党的紧密关系，民先队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党派色彩的抗日救国团体，有意淡化其政党属性。

“我们现需以各种公开的名称来组织青年群众。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等，便是这类性质的组织。”（《给刘少奇的信》，《张闻天文集》第2卷）。刘少奇等同志随即着手开展相关工作，不久后，北方局便出台了《关于青年团的决定》，规定以民先队为代表的青年团体应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青年党员应积极加入青年团体，并争取领导地位以发挥积极作用。北方局的这一方案也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随后不久，《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正式出台，明确指出中共各级组织应以民先队为载体，积极深入各阶层的青年群体，以实现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

至1936年年末，民先队已在“通都大邑与偏僻乡野”全面构建起救亡组织网络，仅以北平一地为例，队伍规模已从起初的300人壮大至2300余人，标志着成立全国性民先组织的时机愈发成熟。1937年2月6日，民先总队于北平举办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18个地方队部的24位代表与会，他们代表着当时遍布全国的约6000名民先队员。大会决议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名称前添加“中华”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明确指出，该组织系一个“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亦为一个“践行高度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半军事化队伍”。

三

“奔赴前线，投身军队，加入军事学校，乃至航空学校！”（《三年来的民先队》）9月，总队部从北平迁移至太原，太原陷落后又迁至临汾，最终又迁往西安。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民先队队员们纷纷投身于抗日前线，与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在平津地区，队员们的行动分为两大支。一支留在华北，融入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伍；另一支则奔赴全国各地，将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救亡精神代代相传。在河北，杨秀峰带领平津及保定的流亡学生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太行山区；在山西，薄一波领导的新军和牺牲同盟会成员，使得太原成为当时华北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重要枢纽；而在山东，南下的队员们与济南学生共同组成了山东纵队，随后与八路军东进部队汇合，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南方众多青年救国团、抗日先锋队亦多由民先队骨干领导。1938年4月1日，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来自各地的登记队员人数超过三万。

民先队的孕育、成长与壮大，紧密交织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以及抗日战争全局的演进之中。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青年运动逐步从国统区向各抗日根据地转移。1938年11月，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取消民先队，集中力量发展各地的青年救国会，自此，民先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结晶，亦是对其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它不仅将一二九运动所取得的斗争成果以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加以巩固，更标志着平津学生群体在推动华北救亡事业上的新探索，以及对先前学生运动松散性的有效调整和深入思考。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队员们在抗日根据地中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实现了从“握笔”到“握枪”的身份跨越，锻造出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为敌后抗战和党组织的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人才力量。

（作者：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左翼文化研究”的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