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追忆，叶群曾对秘书们明确表示：“我坚定了一条原则：首长必须紧密追随主席，而我则须紧紧跟随江青！无论她走向何方，我都将紧紧相随；若她不至之处，我便亦不去！”阎长贵也表示赞同：“张云生同志的回忆完全准确，叶群的言辞与行为相符，她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模仿江青、紧随其后。我对此有诸多亲身经历与深切感受。”

近年来，关于叶群与江青之间的关联逐渐被揭开，然而，在1967年，二人关系的诸多细节依旧鲜为人知。彼时，江青如日中天，备受瞩目，正处于权势滔天且势头正盛的阶段。叶群对她极尽巴结之能事，与日后情形大相径庭。谈及此问题，江青的前任秘书阎长贵向我透露了诸多他亲身目睹与亲历的细节。

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

1966年6月，阎长贵应戚本禹之邀，自《红旗》杂志社转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及接待来访事宜。仅过月余，他又被调至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入驻钓鱼台。自8月起，戚本禹便委以重任，令其负责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

阎长贵生于贫瘠之家，社会关系及人生阅历皆极为单纯。1961年，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随后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在那里，他得以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史学家关锋，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

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阎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漫画《无题》创作的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标志着他文学生涯的首次亮相。此文一经发表，阎长贵便受邀参与座谈会，诸多学者纷纷撰文对其内容和逻辑进行评析，新闻系的学生们亦纷纷前来请教，以撰写毕业论文。此外，该文还被收录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报刊评论选》教材中，一时间，阎长贵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本人却对此感到困惑，不知所以然。当时，没有人向他透露其中的缘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戚本禹的麾下供职期间，戚本禹方才向他透露，毛主席曾对其撰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给予了高度赞誉。正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批准了阎某人的文章。他在批语中明确指出：“请印发给各位同志参考。”（指中央全会代表）研究过程中，若不幸犯错，只要我们能够认真进行修正，便无需过分忧虑。正如毛泽东所言：“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 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此事件，与阎长贵在文革期间被任命为江青秘书的遭遇，或许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文革前夕，江青并未配备秘书。然而，自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来，所负责的事务日益繁重，迫切需要一位秘书的协助。1966年年底的一个午后，江青在钓鱼台院内散步时，戚本禹向阎长贵提议：“江青同志有意让我担任她的秘书，但我自认为过于粗疏，不称职。而你心思细腻，我建议你去试试。”阎长贵当时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然而，仅仅十多天后，戚本禹便将阎长贵引荐至江青所住的钓鱼台11楼。自1967年1月9日起，阎长贵正式成为江青的第一位专职秘书。

阎长贵被委以江青秘书的重任，其选拔过程远非表面看来那般简单。阎长贵本人也表示，对于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他至今仍感模糊不清。有人比喻，为林彪挑选秘书如同昔日选拔“状元”一般，那么为江青挑选秘书的过程，想必也绝不会轻松。阎长贵回忆道，那时听闻有三位或四位候选人参与，而我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位。（不满30岁）“你尚存一丝劳动人民的本色，尚未完全被消磨殆尽。”“尚未被消磨殆尽”，意即未被资产阶级所同化。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政治赞誉。这或许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而其他的理由，则难以一一言明。

阎长贵，作为江青的得力秘书，长期伴随在她身边，亲历了诸多高级领导人与江青之间的交往。此次，他特地详述了林彪、叶群与江青之间鲜为人知的深厚关系，其中诸多细节与故事，更是未曾被外界所知。

阎长贵提及，1966年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确立为接班人，进而荣任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标志着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盛事。前一晚，深夜时分，毛泽东突发奇想，决定身着军装。这一举措，背后蕴含着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思考。为了推动这场运动，毛泽东深知军队的支持和依靠军队这一坚实支柱的必要性。毛泽东身着军装，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其核心宗旨在于提升军队的社会地位。

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但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人写信问，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适的军装？

毛泽东穿军装反响热烈。军装在文革中成潮流。无论是拥有军籍的，还是无军籍的，从总理开始，众多人士纷纷换上了军装；那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身着军装，就连该小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担任记者职务的，还是外出执行任务的，亦无一例外地披挂上了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而这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阎长贵说，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以林彪的名义做的事情。

叶群

叶群此举，其意图与动机显而易见，旨在巴结江青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阎长贵回忆道，自1967年起，他便追随江青左右，是有人特意引导他至军需部门，依据其身形尺寸，为他量身定制并补发了全新的军装。文革结束后，阎长贵向汪东兴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询问林彪是否曾将物品赠予主席近侍人员。汪东兴坚定地回答：“没有，只是送给了江青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不止一件，还先后送过陆军制服，之后又有空军和海军制服。”阎长贵轻声笑语，坦言自己未曾有过军旅生涯，对军队的礼仪一无所知。穿上军装，他既感到了一份荣耀，又不免觉得有些不自在。每当经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前，看到站岗的战士们双腿并拢，举手行礼，那突如其来的举动总让他心头一惊，不知该如何恰当回应。

江青对军队情有独钟，她甚至将负责演出“样板戏”的北京京剧团纳入军队体系，使得演员们得以身着军装。此举引发了众多剧团的效仿，纷纷提出加入军队的请求，渴望能穿上军装。

1967年11月9日与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言论：“关于参军一事，大家切勿心急。”当时，红卫兵，尤其是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普遍身着旧式军装——这些军装上并无领章和帽徽。身着军装，如同佩戴毛主席像章一般，成为了文革时期的一道独特风景。

196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精心翻印了由人民出版社首版发行的横排版《毛泽东选集》。阎长贵透露，书籍一经问世，叶群便匆匆忙忙地取来，分送至江青及其亲信，还不失风度地宣称：“这乃林副主席的赠礼！”“此书乃林副主席惠赠，务必认真学习。”并在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及日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我于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并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时，监狱管理人员竟要求我撕去那页扉页，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阎长贵很决断地说，这次送书虽然打着林彪的旗号，用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11楼看望江青，可能不止一次。“这些字画特赠林副主席，余下几幅亦为敬奉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的话语寥寥，面容平静，难以窥见他内心的喜悦或失落。叶群接话道：“我们只是粗人……”言语中透露出对江青的感激之情。至于他们究竟在此次会面中交换了哪些内容，我便不得而知。

回忆中，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提及，叶群曾如此告知同事们：“我坚定不移地坚持一条原则：紧跟首长，跟随江青！无论她身在何方，我将步其后尘，若她不至之地，我也决不踏入！”阎长贵表示赞同，并回忆道：“张云生同志所言确凿无疑，叶群的言行一致，她确实是全方位效仿江青、紧跟她的步伐。对此，我深有体会，并屡见不鲜。”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特地派我来向大家致意！”叶群在接待红卫兵和民众时，亦步亦趋地模仿着：“我代表林副主席，向大家表达问候！”“林副主席派遣我来向大家传达问候！”此类情景屡见不鲜。在众多公众场合，叶群常常率先高声呼喊：“学习江青同志的榜样！”“向江青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文革期间，各类接见红卫兵的会议频繁举行，同时，“样板戏”的演出也层出不穷。阎长贵提及，叶群频繁来电询问：“今日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是否会出席？”我则反问：“您自己会出席吗？”叶群毫不犹豫地回应：“江青同志若去，我便随行！”此类电话屡见不鲜，我总是如实作答，因她所询，大抵我皆了如指掌江青是否出席；若我对此一无所知，便会先咨询江青，随后再拨通电话告知她。我对她的来电始终抱以认真态度。众多资料揭露，叶群这位“第二夫人”与江青这位“第一夫人”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步调一致、形影不离的态势。

在1967年国庆节来临之际，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首都机场，热烈欢迎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团长的党和国家代表团。‘这怎能成为理由？既然来了，便不能随意离开。’眼见正式请假也难以脱身，我便趁总理不注意，悄悄溜走。”——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内心想法。

叶群时常向江青赠送各类物品。阎长贵回忆道，那时毛主席像章款式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每当叶群觅得新品，便会立即送至江青及其亲近的工作人员手中。1967年的夏日，北京尚非西瓜成熟之时，叶群却命林立果为江青捎去了几枚南方的瓜果。那回，我对林立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年约二十余岁，比我小上七八岁，在我办公室内，他显得格外谦逊，言辞不多，询问他时，他总是简明扼要地回答。“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另有一次，江青命我携带一份文件前往毛家湾拜访林彪。我在会议室耐心等待回复之际，叶群递给我五六支圆珠笔，并叮嘱我将其中两支转交给江青，其余的则留作我和工作人员之用。彼时，圆珠笔于我国尚属新兴事物，市面上颇为罕见。这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揭示了叶群一片殷切的关爱与细心考量。

叶群关心江青生活。阎长贵透露，叶群频繁向他来电咨询：“江青同志想吃些什么？若贵处采购不便，我们这边有其他途径。”我对于这种来电颇感厌恶，内心不满。我想，江青难道会有什么特殊需求而难以满足吗？她自然有负责她生活需求的管理团队。然而，此类电话我未曾上报江青，觉得这实在过于庸俗，即使她得知了也不见得会感到满足。这或许映射出我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孤高心态。

谈及江青的日常生活，她曾在一次漫步中向我言道：“孩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和主席的薪水，除去日常的饮食与衣着开销，似乎再无其他用途。即便如此，我们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不追求山珍海味。她叮嘱我转告汪东兴同志，请他留意这一情况。”诚然，在饮食方面，江青并未显露出过于奢华的品味。然而，她在用餐事宜上颇显挑剔，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遥控”。

在江青周围的工作人员里，能始终如一、始终坚守岗位的，恐怕唯有程师傅一人而已。程师傅在毛主席的身边辛勤工作长达二十余载，其中十多年间，他亲自为江青烹制佳肴。1961-1976年自1973年起，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江青同志身边的支部书记一职便由其担任。在中央领导层的工作人员中，竟有一位厨师担任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恐怕是极为罕见的情形。。

江青素来对程师傅不敢有所刁难或欺凌，此行为亦显露了她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程师傅烹饪的佳肴，恰好迎合了她的口味，因而备受喜爱。秘书与护士虽可轻易更换，然而寻觅一位合意的厨师却非易事。这或许正是江青的考量，因此对于那些未能满足她要求的秘书与护士，她总是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整治。据林彪的秘书们透露，叶群对待工作人员总体而言尚可，尽管她有时也会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但她从未将工作人员囚禁于监狱之中，这一点与江青的做法有所区别。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阎长贵说，这就是，叶群对我们即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很关心。不仅如上所说，她不断送我们毛主席像章等，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这件事情，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

阎长贵说，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而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她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好的时期，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通话注意事项。“叶群此人颇具心机，无论是她来电还是她接听电话，都需详细记录，以备不时之需及作为证据。”由此可见，江青与林彪、叶群之间的关联亦经历了一段演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