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即大年初三，天气依旧晴朗。当天，七千余名中共官员纷纷乘坐大客车，气势磅礴地向人民大会堂进发。彼时的北京街头，汽车尚不常见，如此众多的车辆同向而行，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下午四点半，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语简练至极：“开会，请周恩来同志发表讲话。”

“各位同仁：我对刘少奇同志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同样，也对主席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成员的讲话深表认同。”

此刻，与会者纷纷察觉，周恩来手中并无那厚重的讲话稿，仅握着一份简洁的讲话提纲。以提纲为依据进行大会发言，成为了此次七千人大会的独特风采。

在会前，毛泽东曾提议中央常委成员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然而，他并未具体指明应阐述的内容，亦未展开讨论或作出安排。最终，除了刘少奇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外，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本人）均依据讲话提纲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即便有人事先准备好了发言稿，也并未派上用场。例如，林彪便将事先准备的资料弃之一旁，转而即兴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朱德准备了两个讲稿，并广泛征求了意见，最终也决定收回，临时更改了讲话内容。毛泽东甚至没有提供任何讲话提纲。唯有陈云与众不同，他没有发表讲话。毛泽东曾邀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但陈云以缺乏信心为由婉拒了邀请。

此类情形，在党的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这至少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七千人大会系应时之举，筹备过程仅有两个月，显得较为急促。以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为例，当报告草案送交毛泽东审阅之际，距大会开幕已不过短短数日，因而毛泽东的任何意见，都已无暇细细推敲与修订。

其次，本次大会旨在汇总经验，与会者思维活跃，相互激荡，彼此启发，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的观点。这种七千人大会所展现的“活力”特质，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颇有相似之处。在那个时期，与会者思想得到解放，畅所欲言，新观点和新提议层出不穷，因此，众多中央领导人的发言往往是根据大会的最新进展即兴而成。

2月7日，正值七千人大会的尾声。周恩来同志手持讲稿，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讲，连续两个多小时未曾停歇。

周总理的发言，立足于国务院总理的立场。其内容主要涵盖三个层面：首先，表达立场；其次，承担中央赋予的责任，代表国务院及其个人进行自我批评；最后，阐述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首要任务是明确一个关乎思想统一的关键议题，即对近年来的工作成果以及“三面红旗”问题所持的看法。他明确表示：

近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引领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无疑是首要的、核心的成果。而其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误，相较之下，则显得次要且居于次要地位。

“三面红旗”，经受了实践的严格检验，已被证明其正确性与光辉。回顾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历史，未来将更加彰显“三面红旗”的真理与辉煌。虽然我们存在不少缺点与错误，但这些问题仅限于在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中的执行层面，并非“三面红旗”本身之过。这些缺点与错误，实则源于违背了总路线所确立的正确方针，以及违背了毛主席诸多宝贵、符合实际且具有远见的观点。

周恩来在上述言论中，主要借鉴了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表述。至于第二段的内容，显而易见，他正竭力与毛泽东保持步调一致，以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之演讲与林彪相较，其差异显而易见。林彪以满腔热情捍卫“三面红旗”，并反复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永远正确”。而周恩来所展现出的，更像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言辞态度。他提及的不足与失误，正与“违背了毛主席诸多宝贵、符合实际且具有远见的意见而致”的观点相吻合，这似乎也暗示毛泽东本人亦偶有不合实际或缺乏远见的见解。作为外交领域的翘楚，周恩来言辞间不免流露出几分外交辞令的韵味。相较之下，刘少奇言辞坦率，邓小平则选择了回避提及“三面红旗”，而周恩来则显得更为中立。

周恩来素以严谨自律著称，敢于正视并承担自身错误。在此次会议上，他的这一品质尤为显著。尽管在经济领域，周恩来相较于陈云略显逊色，但自建国以来，身为国务院总理，他始终身居工作前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发展的局面，周恩来曾就“反冒进”问题提出见解，此举引来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毛泽东认为他此举泄了六亿人民的士气，犯了关乎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因此周恩来不得不多次进行自我反省与检讨。自“大跃进”运动启动以来，周恩来内心的情感显得颇为错综复杂。他既对“大跃进”持有疑虑，亦为民众的热情所振奋和感染，同时也不得不屈服于沉重的政治压力。

这种矛盾的心理，随着“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逐渐显现，愈发加剧了他内心的自责。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他代表国务院进行了自我批评，坦言：

在中央层面，国务院及其下设的各类综合性委员会、综合业务部门和各部，对缺点与错误承担着重大责任。众多国家计划、具体政策以及措施，均需由政府部门提交中央进行审核与批准。此外，尚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审核便由各部门自行发布，此类行为显然是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分散主义表现。

在规划中，对产量预估过高、目标设定过高、变化频繁、缺口巨大、基础设施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度且分散，以及过于急功近利的大规模推进和实施等，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之际，亦对个人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他并未流于空谈责任归属，而是具体地列举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他指出，自己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

农业年产量增长须超过10%方能定义为跃进，若增长超过15%则属大跃进，而超过20%则被视为特大跃进；至于工业领域，年产量增长需超过20%方可称作跃进，超过25%则划为大跃进，而超过30%则定义为特大跃进。

一项失误发生在1958年6月2日，当时他负责草拟了一项文件，内容涉及将轻工业下放比例高达98.5%，重工业下放比例达96%。这一举措导致了权力的过度分散，成为了分散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源。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设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各自为政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曾表示，他将在3月份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说明，因为这属于他的责任范畴，必须作出交代。

毛泽东一旁心知肚明。周检讨所提及的两个错误，并非出自他个人的创见，实则众人均有所涉。“交代一次 suffice。”

这正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的行列中，周恩来独树一帜，将责任主动承担，进行深入的自我批评。他的发言使得众多人深受触动。有人感叹，今后无论遭受何种责罚，都将感到坦荡痛快。

追溯至周恩来首次提及错误的时间节点，那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便已敏锐地察觉到“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调整各项经济指标。然而，会议结束后不久，反右斗争告一段落，他便紧急召集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和国家计委的安志文至庐山，重新审视钢材产量的核定问题，并向各部部长传达了彭德怀事件的性质、主席的态度以及政治局的意见等关键信息。正如袁宝华所述，周恩来此举意在提醒大家避免犯下错误。或许正是为了避免犯错，在庐山会议结束仅十天后，即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依照中央的讨论结果，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新的跃进标准。

按照周恩来所提出的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来看，其设想显然过于理想化，若依照此等标准来规划经济建设，难免会导致进一步的虚夸与误判。此类失误并非仅周恩来一人独有，然而，他却敢于在党内外面前坦诚自省，公开指出自身的不足。坦诚可见一斑！

问题来了：周恩来虽已知晓目标设定过高，却为何仍选择如此公布？袁宝华说：泰山压顶，压力山大！

这是当年的实况。

我们已纠正或正致力于修正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数年的实践经验累积，让我们逐步洞察了建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农村形势已显现改善，工业生产的下降趋势也基本得到遏制；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已直面过往工作的不足和错误，破除了迷思，达成共识，并总结了宝贵经验。

尽管最艰难的阶段已然度过，且我们已纠正或正在纠正过去的不足，为何仍言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这主要归因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深远影响及一系列工作中的失误。这些困难并非一朝一夕可完全消除；在工农业生产领域，部分领域甚至遭受了严重破坏，经济形势的改善才刚刚起步。因此，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增长，尚需一段时日。

周恩来在此地深入剖析了中央对形势看似矛盾的分析。实则，他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充满希望（最艰难的时期已然度过），但必须认识到，我们仍面临严峻的挑战（形势依旧相当严峻）。他巧妙地、合情合理地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与判断逐一阐述，让人难以不对之信服。人们常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以言辞引领，周恩来则以行动践行。毛泽东的言语，往往需要周恩来来细加完善、付诸实践。由此，不难看出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意志的过程中，确乎展现出非凡的技艺。这也难怪蒋介石曾经十分艳羡毛泽东身边能有一位如周恩来这般的人才。

究竟面临了哪些具体挑战？刘少奇在口头汇报中提到了不少，而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更加细致地逐一列举。他阐述道：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生产下滑，物资供应短缺。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民众在食品、衣物及日用品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市场供应状况极度紧张。工业生产、原料、材料及燃料的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众多工厂不得不降低生产甚至停工，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事业陷入亏损的困境。这些经济上的难题在财政上体现为，近两年来财政连续出现赤字……

周恩来着重指出，当前最为紧绷的物资供应是粮食、棉花、煤炭以及木材，其中尤以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最为显著。

由于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全国范围内粮食危机日益严峻，近几年来，各省市几乎每天都在向中央政府紧急报告。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北京的粮食供应仅能维持七天，天津则勉强支撑十天，上海的大米库存已所剩无几，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只能维持八九天。这无疑是建国以来，让中央领导最为焦虑的事件。设想一下，如果几个大城市上百万市民纷纷排队购买粮食，而粮店却空空如也，那将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啊！

周恩来心急如焚，饭食难以下咽，夜不能寐。为了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他亲自拨通各省市电话，甚至亲临现场，语气和缓地恳请各地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支援中央；情急之下，他亦会语气坚决地阐明事态的严重性；有时，他还会运用幽默的语气，巧妙地“诱”取粮食资源。

周总理曾在江西访问，当地省委领导设宴款待。刘俊秀省长举杯敬酒，周总理举杯回应，却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每饮一杯，便增拨一亿斤外调粮食。若连饮三杯，则增拨三亿斤。刘俊秀听后感到压力。周总理解释道，经调查得知江西民众口粮水平较高，且储备充足，相较于晋、冀、鲁、豫等严重缺粮地区，江西的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增加三亿斤粮食存在一定难度，但仍有可行性。在无奈之下，刘俊秀只得同意。这一杯酒，竟换得了一亿斤粮食，堪称史上最昂贵的一杯酒。为解决全国粮食问题，周总理想方设法在各省市间调配粮食，因此被誉为“粮食调度总指挥”。

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受粮食的困扰实在太大了。除了粮食，还是粮食，其他国家大事，几乎无暇顾及。那么多人因缺粮少吃而得了脬肿病，还有不少人被饿死，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党的各级干部，又如何能够心安？中国是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的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建设问题又从何谈起。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周恩来强调了又强调的，就是粮食，想尽办法克服粮食危机。

面对中国严峻的粮食困境，社会对此一无所知，报纸上未曾透露半个字，外界对此亦只能凭空猜测——我国正遭遇粮食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向在场的各位地方官员坦诚相告，详细地清算了一笔账。他言道：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原粮年均产量稳定在3600亿斤上下。与此同时，全国农民每年的平均口粮消耗在400斤原粮以上。然而，到了1961年，粮食总产量下滑至约2800亿斤，导致全国农民的平均口粮降至大约300斤原粮，其中大多数省份和自治区农民的口粮甚至不足300斤。

粮食的储备正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城镇人口自1957年以来已增长了超过3000万人，粮食销量亦相应攀升了约100亿斤。即便在1961年通过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仍需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要保障现有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尚缺约100亿斤粮食。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之前他们关注的只是县域、区域、省级乃至更大区域的问题，而此刻，他们听到了全国层面的信息。显然，全国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就在这时，周恩来继续阐述，关于如何应对粮食危机的问题。

首先，是否有可能增加对农民的征购量？这似乎不太现实。当前我们的征购比例已经相当高，……若过度征购，无疑会加剧农业恢复的难度，延长其恢复期。然而，为了满足国家的最低需求，上述征购数额也不宜进一步削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若继续减少征购，恐怕只能考虑解散城市，让所有人回归乡村。

其次，关于是否能够进一步下调城市供应标准，我认为这同样不可行。当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下降，若继续降低标准，恐将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

其次，关于粮食进口的增减问题，1961年我们已进口粮食500万吨，压力颇大。今年计划进口量定为400万吨，但粮食供应渠道及外汇储备尚未完全到位。

面对诸多限制，究竟如何攻克难关？周恩来指出：“关键在于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精简机构、节约资源。”具体而言，周恩来提出了以下八项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果断地精简机构规模，控制城镇人口数量，裁减员工编制，以及削减粮食供应。计划在1962年上半年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至700万人，其中职工减少500万人。在完成上半年的精减目标后，下半年还需制定新的精减方案。这一举措是应对当前困境的关键之策，亦为调整工作流程的关键环节。

二、增粮、棉、油产量。

第三，我们致力于提升工业生产规模，首要任务是扩充那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时，我们确保煤炭、木材、矿产及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

四、缩短基建计划，果断取消。

第五，务必确保清仓核资工作实现统一、全面、彻底与合理。

第六，众志成城，共行“正途”，坚决抵制“旁门左道”，致力于优化市场供给，力求实现财政收支的和谐平衡。

七、严守信用，积极履行国际责任。

第八，树立新秩序，倡导新风气。

周恩来强调：

紧抓这八项核心任务，切实落实各项工作，方能为克服重重困难奠定坚实基础，确保1962年以调整为核心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同时，这也是为实现未来十年的宏伟目标创造有利前提的关键所在。

当时为改变局势所采取的八项举措，现视角下或许显得略显保守，力度不足，缺乏活力。然而，在那个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束缚人们思想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已是极限。需要强调的是，这八项措施中有六项是直面问题的具体行动，并未涉及反对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议题。尽管有人指出其中包含反对“开后门”的内容，但实际上这里的“开后门”主要指的是某些省份试图通过不正当关系争取更多中央拨款，从而破坏中央财政的平衡。由此可见，即便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时期，党的干部依然保持了良好的作风，经受了考验。

周总理的报告不仅使与会者深刻洞察了当前的形势，切实掌握了全国粮食状况以及中央所面临的困境，而且为克服困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会议结束后，这八项工作均得以顺利实施。至1963年年底，粮食状况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善。

在即将结束讲话之际，周恩来向在场的所有与会者表达了殷切期望。他言道：

同志们，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的结尾强调，我们的建设事业不仅需要发扬毛主席在七大时期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亦即胸怀雄心壮志，同时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要激发干劲，更需立足实际，坚持群众路线。我们必须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勤勉不懈，脚踏实地地推进每一项实际工作，逐一解决具体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务必不断优化，追求卓越。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大会随即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进行了表决，并顺利通过了相关决议。随后，毛泽东宣布：“本次会议至此圆满闭幕。”然而，他紧接着指出，次日还需留出一天时间，供各省份就一些遗留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届时将召开一场小型会议，届时将邀请省级领导干部参与。待明日会议结束后，大家即可各自返家，回归各自的生活。

毛泽东总结道：“此次会议开得甚为成功，至此，会议结束，散会！”